毛泽东等同志在建国以后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明确指出：衡量社会主义社会的文艺，要把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重要标准，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重视社会主义文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于1951年5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加了一段话说：“要研究向着旧的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该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该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当然是社会主义经济；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当然是工人阶级和一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新的思想当然是社会主义思想。它们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文艺应该称赞和歌颂的对象。而对于那些阻碍“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发展的东西，则是应该批判和反对的。
毛泽东在这里结合评论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武训传》这部有方向错误的电影，发挥了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居于核心地位的观点，这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文艺必须歌颂代表社会主义的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才能达到真正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目的。
1959年，毛泽东又提出人民必须具有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才能保证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而管理文化，首先就表现在要彻底解决文化歌颂什么、反对什么、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他说：“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国史研究学习资料清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7年版，第276页。这就从更深的层次丰富和发展了他的重视社会主义文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使命，强调文艺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光辉思想。
毛泽东在1954年发动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和方法与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对保证在文艺和学术领域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具有深远的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在1957年强调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7页。为此，他明确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又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这就是说，在衡量包括文艺在内的一切言论和行动时，要把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第二，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下简称“双百”)的方针。早在《讲话》中，他就曾指出：“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在这里提出的“容许”的主张以及文艺批评的原则立场，可以说是“双百”方针的先声。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于1956年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次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竞争。”他还特别强调：“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很明显，上面对“双百”方针的深刻论述，是对《讲话》中有关思想的新发展，这表现在：(1)“双百”方针是根据新的历史需要提出来的；(2)“双百”方针概括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艺术和科学的新的历史特点，强调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3)“双百”方针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工作中的领导地位的正确方针；(4)从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规律的高度阐述了“双百”方针的深刻意义；(5)把“双百”方针确定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之一。因此，“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完整的阐述，是毛泽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贡献。
第三，明确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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