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题、挑战和改革的基本思路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对出版业采取的是由执政党的有关机构和政府的专门机构共同实施管理的模式，即一方面，出版社作为各级政府行政所属的事业单位，必须忠实地履行充当国家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重要阵地的职责，并接受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直接监管和业务指导;另一方面，国家又规定出版社在强调精神产品在生产流通中的特殊性的同时，还须注重出版业自身的规律和市场运作的规律，按照一切商品生产和交换所须共同遵守的法律体系、管理模式和运作机制进行生产经营。与此同时，为保障整个出版业的正常运行，新闻出版总署（局）又在相当程度上对各出版社的经营行为采取了多种形式的经济性监管措施。但是问题在于，在这样的监管体制之下，出版社很难真正像企业那样正常运行，也不易形成出版经营单位之间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首先，进入监管导致产业进入壁垒极高，致使潜在竞争难以构成对现有出版社的实质性威胁。由于国家对出版社实际上奉行了非常严格的总量控制，原则上不审批新的出版社，以致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业能够长期维持较高利润水平的同时，却未能发生相应的大量进入。严格的进入监管不仅抑制了大量潜在竞争者的进入，而且同时也抑制了产业内部的竞争程度，从而既阻碍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效的充分发挥，也导致和助长产业内现有企业的低效率。另外，由于新的进入受到了人为的阻止，再加上事业单位管理制度，以致那些经营不善的出版社难以退出市场，从而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出版业缺乏竞争的局面。其次，对书号的数量监管和对出版社经营范围的监管难以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讲，除了法律、法规所禁止生产的产品之外，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从来就是企业不可剥夺的权利。即使在出版社推行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经营的条件下，出版多少种图书的决策也应该是出版社的权利。实行书号监管，与计划经济年代政府对企业产量的计划分配制度在本质上其实并无差异，其不仅悖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人为阻碍了出版业有效供给的增加，从而最终也违背了我国发展出版业的基本方针和监管出版业的基本目标与原则，买卖书号也就成了屡禁不止的寻租行为。同样，对出版社经营范围的严格监管虽然打着专业化分工的旗号，但由于这种专业化分工并不是市场容量扩张和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下行政意志和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布局的产物，特别是运用行政力量对分工范围的强制规定，因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弊端。
　　 目前我国出版业的政府监管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已不相适应，面对WTO的基本原则和加入WTO之后出版业发展的新形势，这一体制无疑将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1）对图书出版业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的挑战;（2）对图书出版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的挑战;（3）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挑战。如何在新形势下应对这些挑战，也就成了当前我国出版业监管改革必须考虑的重大议题。
　　 今后我国图书出版监管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入WTO后我国图书出版业发展的新形势要求的新的监管体系。具体说来:（1）进一步完善图书监管的法律和法规;（2）对出版社全面实行公司化改组;（3）建立独立、公正、高效的监管机构;（4）在保障有关社会性监管目标得以实现的前提下，放松进入监管和对出版社经营范围的监管;（5）取消对书号总量的控制和书号分配制度，真正发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作用;（6）改善对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的价格监管;（7）进一步完善图书审查制度;（8）制定有关的《国家鼓励出版图书指南》，有效运用经济杠杆，促进具有重大社会效益的图书的出版。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有效的监管机制要靠完善的法规来支撑，加快出版法制建设，是促进出版事业繁荣、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目前有关出版方面的规定性文件不少，但主要是部门规章。由于图书出版工作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社会性特点十分明显，在监管实践中只有部门规章已经很不适应。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逐步完善的今天，出版法制建设滞后，监管工作就显得很被动，当前最紧迫的是要加快《出版法》的立法进程，有了《出版法》，图书出版监管体系就有了核心、有了依据。
　　 总之，深化图书出版监管体制改革必须确立十分明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指导，按照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服从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积极探索并建立充分体现党对意识形态工作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有利于调动广大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能够多出优秀出版物、能够促进产业发展和机制创新的新的监管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