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国史研究中的难点问题

　　我们在总体上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主流的同时，也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面对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曾经出现过的曲折和失误。国史研究中的难点问题，大多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发生失误或部分失误的问题。作为一个建立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基础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失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历史巨变相比，只能算是支流。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立场，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主流与支流、全局与局部、全部过程与个别现象的关系，才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出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才能正确分析发生失误的原因，才能从局部的、一时的、支流的失误和曲折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

　　在本届年会的论文中，国家博物馆刘建美的《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所孙丹的《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述评》，李成武的《建国初期高校院系调整研究述评》，东北师范大学吴敏先、张永新的《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政策及其调整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所姬文波的《“高饶事件”研究述评》，刘仓的《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研究述评》，张星星的《胡风事件研究述评》，王瑞芳的《“大跃进”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得失问题研究述评》，中国人民大学辛逸的《农村人民公社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所罗燕明的《毛泽东第二次访苏与莫斯科会议研究述评》，张金才的《1959年庐山会议研究述评》，田波的《“农业学大寨”研究述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栾景河的《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所刘国新的《20世纪60年代战备问题研究述评》，张勉励的《中国对外援助问题研究述评》，东北师范大学李彩华的《“三线”建设决策成因及建设得失研究述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吴超的《“文化大革命”起源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所陈东林的《“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中央党史研究室叶晖南的《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研究述评》，国防科技大学刘祖爱等的《“九一三”事件历史影响研究述评》，北京工商大学江燕的《粉碎“四人帮”问题研究述评》，河南大学何云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述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程珂的《中国学者对建国前后中共对美政策研究述评》等，围绕这些难点问题梳理了在研究中存在的不同认识和观点，区别不同情况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分歧和争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和深化对难点问题研究的建议。大家在讨论中认为，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难点问题由于政治敏感性强和受到宣传纪律的限制，一些正面的、积极的、有益的研究成果也难于发表，许多国史工作者对研究这些问题存在着较多顾虑，而一些所谓的“体制外”人员却毫无忌惮地利用一些报刊或网络大事“炒作”，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一些同志建议，这种状况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严重注意，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第三，分析和批驳了在国史重大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本届年会的许多述评文章都对近年来在国史领域出现的错误观点和言论给予了高度关注。正如朱佳木同志在开幕词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国史学科的特殊性质，各种反对党的领导、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和思潮，也往往披上国史研究的学术外衣，用貌似客观而实则混淆时空、偷换概念、歪曲事实、以偏概全等方法，来为他们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格制造舆论。人们只要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几乎没有一个重大事件不被他们攻击和篡改。”面对错误的观点和言论，每个国史研究工作者都应当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学术鉴别力，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历史方法，以维护共和国光荣历史的高度责任感，以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推进国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积极的思想和学术导向作用。

　　在本届年会的论文中，当代中国研究所叶明勇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研究述评》，李格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述评》，河南科技大学张俊国的《“三反”、“五反”运动研究述评》，温州大学刘建国的《建国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有民粹主义影响问题研究述评》，天津师范大学魏继昆、谈家水的《反右派斗争研究述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徐海亮的《1959～1961年全国干旱灾害状况研究述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尚长风的《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所姚力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研究述评》，曹光章的《反对精神污染研究述评》，丁明的《外蒙古独立问题研究述评》等，都在系统梳理该领域主要研究成果和学术进展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批评或驳斥了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在与会代表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大家在讨论中谈到，在学术批评方面我们确实有过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用政治批判的方式解决学术或思想问题的教训，但是这些年来，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严重弱化，学术界正常的学术争论和学术批评难以开展，甚至一些严重错误的观点和言论也得不到应有的抵制和批评，这既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也不利于巩固国史研究这一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

　　大家对年会论文中一些过去研究比较薄弱或交叉性、边缘性课题也给予了关注，如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董志凯的《新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历史研究述评》，江西财经大学温锐等人的《“十五”时期以来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史研究述评》，华南理工大学周云的《台港地区对1949～1979年中国大陆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谢冠富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述评》等。这些述评文章对开阔国史研究的视野、拓宽国史研究的领域有重要的意义。

　　本届学术年会圆满地达到了预期目的。许多代表在讨论中谈到，学术史或学科发展史的研究水平，是一门学科成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重要标志。此前，虽有一部分国史研究述评文章，但总体来说，数量少、覆盖面小，只涉及了部分学术领域。本届年会的述评文章基本覆盖了国史研究的主要领域，梳理了学科形成以来的主要学术成果，为形成国史学科的学术史或学科发展史奠定了重要基础。不足之处是，由于受研究时间和文章篇幅的限制，有的述评文章对一些比较重要的著述未能涉及，对有关学术论文的述评较多，对一些重要著作的述评相对较少。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具有“通史”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已出版数十部，目前还没有文章对这些著作做出比较、分析和评价，而这类著作对学科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希望有志于这一研究的同志，能够下点苦功夫，细细地读读这几十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并做出恰当的分析和评价。我想这肯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会议期间，许多同志还对国史学会和国史学术年会的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代表国史学会和年会组委会，向各位代表对年会工作的支持和对学会工作的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当代中国研究所与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协商，第八届国史学术年会拟于2008年9月在浙江杭州召开，主题是“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我们将在年底前发出征文通知，欢迎同志们踊跃投稿，积极参加。

　　由于准备时间仓促，我的总结发言肯定会有不当之处，请各位代表批评指正。

　　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