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点评议
镇反运动研究虽略有进展，但因有关档案开放得不够，对一些重大问题仍缺乏深入研究，某些观点亦有失偏颇，以下谈谈对有关问题的认识。
1. 关于“策略说”
此说虽属新奇，却很难令人信服。“镇反活动”与“镇反运动”不同，前者长期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策，曾先后载入《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直到199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才将以前的“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镇反运动”则具体指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指示》（“双十指示”）后，在全国开展的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策略说”认为毛泽东在“双十指示”以前，“对开展镇反运动不甚积极”，这就忽略了“镇反活动”和“镇反运动”的区别。“策略说”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认为毛泽东当时将国内斗争分轻重缓急，把镇反放到了次要地位，这曲解了毛泽东讲话的原意。毛泽东当时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主要是为顺利完成新区土改，尽可能地团结城市民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绝非在镇反问题上做出缓和与让步。讲话中明确强调当时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此提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399页。）“不要四面出击”正是为团结全国绝大多数人，彻底孤立和肃清反革命的策略。
毛泽东发动镇反运动并非单凭主观意志，主要是由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势决定的。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做了出兵援朝的决定。此时，国内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因美军侵朝变得十分猖獗，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出现了“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面对出兵作战后国内的严重敌情，彭真、罗瑞卿等人起草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反运动的指示，即著名的“双十指示”。（《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264页。）罗瑞卿随后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解释发动镇反运动的原因时，概括了三条：一是国内残存的反革命分子很多；二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加紧进行破坏活动；三是最近一个时期内对反革命活动镇压不够，在一些党和政府组织对反革命存在严重的“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41～446页。）这就是毛泽东发动镇反运动的直接起因和主要经过，是他根据抗美援朝战争后国内外斗争的新情况做出的重大决策。毛泽东之所以在决定出兵援朝两天后紧接着发动国内的镇反运动，是因为只有大张旗鼓地开展这场群众政治运动，才能使全国团结一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稳定后方，巩固政权。正是因为镇反运动由抗美援朝战争直接引发，《毛泽东传》采用了新的篇章结构，将运动内容纳入《抗美援朝》一节，清晰地反映了这两大事件的内在联系，编次合理，令人信服。
2. 关于运动开展的时间
有关史料证明，“三年说”言之有据。罗瑞卿在1954年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报告中明确讲，从1950年10月党中央发出指示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历时三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斗争。罗瑞卿在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报告，1954年7月9日。他于同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标题也是《三年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伟大成就》。（罗瑞卿：《三年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伟大成就》，1952年9月29日《人民日报》。）罗在报告中所说运动“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斗争”，是根据毛泽东的既定部署，即“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193页。）因此，镇反运动必须分步骤地先后完成清理“外层”、“中层”和“内层”的任务。清理“外层”，指肃清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层”，指肃清隐藏在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内层”，指肃清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一些权威著作所说镇反运动至1951年10月基本结束，应是指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检举、打击公开的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即运动清理“外层”的第一阶段。“一年说”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于1951年9月对第四次公安会议决议草案写的批示。但查全文，其中所说应结束镇反运动，具体是指“运动确实已达到彻底程度的县区乡及某些地区”。毛泽东在这段话前还强调，过去有些县区乡因党政组织不纯，在镇反运动中发生不彻底和乱捕乱杀的现象和错误，决定对这些地区，一律进行整顿和加强，等县区乡组织整顿好了和领导力量加强后，“再去进行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可见这个批示，并不能证明毛当时准备在全国结束镇反运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40～441页。）此后运动仍在继续深入。
3. 关于“扩大化”问题
不必讳言，运动中某些地区一度出现错捕错杀的“左”的偏向，但据此得出整个运动“扩大化”的结论，还值得商榷。“扩大化”是指主观地把范围或数量凭空地扩大，镇反运动并非如此。“双十指示”明确规定了运动打击范围，即“必须坚决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及“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组织和特务间谍分子”。（《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423页。）各地的镇反运动按照指示进行。运动头一年，西北地区破获特务案800余起，逮捕特务5000余名，登记反动党团特务38000余人，剿灭土匪70000余人。（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镇压反革命》（未刊本）第2辑，1951年，第366页。）华东歼灭土匪80000余人，侦破特务案3529件，逮捕特务24231人，并平息和镇压多起抢粮、骚乱和暴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镇压反革命》（未刊本）第2辑，1951年，第375页。）东北逮捕特务、土匪和反革命分子3794人，剿灭政治股匪、散匪1749人，破获较大特务案174件、特别重大如组织武装暴动或实行“敌后游击”案72件。同上书，第402页。中南地区仅四个月就破获特务、土匪、地下军等各种反革命案件47371起。
全国在运动中共处死71万反革命分子，罗瑞卿在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报告，1954年7月。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反动势力原本特别庞大的结果。建国之初，国民党在大陆的溃散武装有200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和特务分子120万人。（王芳主编：《当代中国的公安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其中，国民党溃散武装多与特务、反动军官、惯匪和封建帮会勾结为匪，分布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广大地区，最后全部被剿时已达268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运动开展一年，全国便破获重大特务案664件、国际间谍案9件，捕获特务13812人，组长、支队长以上1078人。（罗瑞卿：《一年来人民公安工作的成就和今后任务》，《新华月报》1951年第3期。）此外，城乡反动会道门势力极大，“一贯道”遍布数省，仅华北新区就有信徒200余万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运动打击的范围主要是这些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至1951年8月，全国处死罪犯约50余万人，占整个运动处死人数的70%，其中匪首、惯匪占446%，恶霸占342%，反动会道门、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占77%，特务地下军头子占135%。罗瑞卿在政务院第96次政务会议上作的《公安部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1951年8月3日。因此，运动中被镇压者绝大多数为匪首、惯匪和恶霸，不存在凭空扩大打击范围的问题。
某些地区一度出现的错捕错杀的偏向，主要发生在群众运动高潮时期和福建等反革命分子众多的省份，集中在基层。这种“左”的偏向一出现，很快被毛泽东所发现并制止。毛泽东在1951年3月间已考虑运动的收缩问题，同意并转发了黄克诚提出的拟在湖南停止大捕大杀、转入正常工作的意见，指示“凡各地有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应立即加以收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4月，他指示“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范围之内”，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后，“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同上书，第219页。5月，他起草中央指示，下令定于6月1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在清理积案期内，各地除现行犯及由各中央局决定的少数地方外，一律停止捕人。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据此，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做出运动“迅即加以收缩”的决议。中央立即批准并转发了这个决议，要求“全党全军均必须坚决地完全地照此实行”。同上书，第295～301页。这在很大程度上及时纠正和制止了基层发生的错捕错杀偏向。如华北局当时报告，各地传达会议决议后，引起一部分群众和下级干部的怀疑、不满与情绪低落。有的县本来已决定杀掉该杀之人，也因收缩杀人权而停止下来。
还应指出，即使在运动高潮时期，错捕错杀也并非全局性问题。从全国来看，有的地区并没有开展运动，有的地区始终强调稳，还有的地区运动进行得不彻底。如少数民族众多地区不执行“双十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45页）。东北制定镇反运动计划时提出，东北经土改、剿匪、肃特后，“镇反工作不宜再提大批逮捕、大批杀掉的数目与措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西北在各地均将杀人批准权下放至地专一级时仍提出，“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广东、云南等地因运动进行得不彻底而受到批评。实际上，由于全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直到1953年底，全国仍有上万名必须追捕的反革命分子漏网外逃。（罗瑞卿：《关于第二次全国民警治安会议情况的报告》，1953年10月9日。）因此，不应以基层地区发生了“左”的偏向以偏概全，断言整个镇反运动“扩大化”了。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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