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反”、“五反”运动研究的主要内容

　　1. 对“三反”、“五反”运动决策动因问题的研究

　　探究“三反”、“五反”运动决策的成因是认识和了解运动本身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透视运动来龙去脉的重要方面之一。但是，多年来大多数学者在涉及这一问题时都只是简单地将“三反”运动归因于反腐败，将“五反”运动归因于反“五毒”。《“三反”运动研究》和《“五反”运动研究》改变了这一传统的看法，将其引向了更深入的动因探究之中。王顺生、李军在谈到“三反”运动的动因时认为，研究“三反”运动，必须首先从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开始，它是研究“三反”运动的重要切入点。王顺生、李军：《“三反”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3页。关于“五反”运动的动因，何永红认为，它的发动和开展决不仅仅是因为单纯的“五毒”而引起的，它的动因十分复杂，其表现主要在于：“第一，民族资产阶级、私人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地位，说明了‘五反’运动发动的必然性，是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第二，‘三反’引发了‘五反’，说明‘五反’运动的必要性，是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第三，领袖方面的因素，是运动得以发生的最高决策层的个人原因。第四，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直击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这种差异是发动‘五反’的思想、认识上的根源。第五，抗美援朝运动使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形成强烈的对比，并使举国上下发出打击‘五毒’的呼声，这是‘五反’发动的民意的体现。第六，美、苏等对中国的影响，显示出‘五反’时国际上的外部环境，是‘五反’运动发动的国际原因。”何永红：《“五反”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5~59页。

　　2. 对“三反”、“五反”运动实质和目的问题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所领导的一次专项的反腐败斗争。薄一波认为，“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以保持中国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胡绳认为，“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情况下为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而展开的反腐败这一长期斗争的胜利的初战。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页。孙慧荣认为，“三反”运动并不单单是反对腐败现象的斗争，而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和行为的斗争，是一次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是一次整党运动。孙慧荣：《从“三反”运动看建国初期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5期。

　　一些外国学者提出了另外的看法。如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认为，“三反”运动的目的是“清除政治上靠不住的政府官员和党员干部，也纠正新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中存在的特殊问题”。［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罗斯·特里尔认为，毛泽东领导开展的“三反”运动，“政府官员成了运动的目标”。［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页。因此，“三反”运动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关于“五反”运动的实质和目的问题，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探讨。何永红的看法是：“‘五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的一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也“是一场整顿私营经济的群众性运动”，“它着力解决的主要还是发生在经济领域的非法经营问题”。何永红：《“五反”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1、174页。

　　但个别外国学者的看法却与此颇有不同。如莫里斯·梅斯纳认为，“五反”运动的目的主要针对的是“整个城市经济中的贪污腐化现象，重点打击资产阶级。”［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罗斯·特里尔认为，“五反”运动“反对的目标是私营工商业者……这一运动筹集的额外收入支援了朝鲜战争”。［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却认为，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除了通过罚款和补税取得大量投资和发展的资金，两个运动还通过发放新贷款和订立政府合同，大大加强了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控制。此外，与这些加强了的外部控制同时出现的还有内部控制”。［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3. 对“三反”、“五反”运动政策和策略问题的研究

　　政策和策略在处理各项问题时极其重要。王顺生、李军在对“三反”运动进行总体研究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三反”运动的过程中，实行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和好策略。如严密组织指挥，态度积极慎重；首长负责，充分发扬民主等等。王顺生、李军：《“三反”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165页。张武文认为，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始终坚持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坚持调查研究，严禁逼供的政策；坚持运动不得妨碍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原则；提出制定法规条例，建立人民法庭，依法惩治贪污分子和不法资本家原则；强调对知识分子重在思想改造，对科学家保护不伤害的原则。张武文：《一场反腐防变长期斗争的胜利初战——兼谈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的领导艺术》，《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何永红在研究“五反”运动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对资产阶级始终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实行了“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实行分化”、“把握方向，适时调整”、“放手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策略。何永红：《“五反”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93～112页。在这些学者看来，正是由于这些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才既保证了运动的有序进行，又最大程度地减小了运动运行的成本。

　　但也有个别学人认为“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由于缺乏正确科学的政策策略指导，常常陷入“群众运动”的无序状态之中。如张悦的《“三反”运动的意义及其对我国现阶段反腐败工作的启示》张悦：《“三反”运动的意义及其对我国现阶段反腐败工作的启示》，《求实》2004年第11期。、张家芳的《“三反”运动中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及“左”的偏差》张家芳：《“三反”运动中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及“左”的偏差》，《党史纵览》2002年第6期。就持这样的观点。

　　4. 对“三反”、“五反”运动历史地位、作用和意义问题的研究

　　对于“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地位、作用和意义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对其探讨的著述和成果也不少。相对来说，《“三反”运动研究》和《“五反”运动研究》两部著作中的相关部分的阐述和分析比较深入和全面。王顺生、李军认为，由于“三反”运动对于当时党政军机关中那些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领导干部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对于全社会来说，是一次移风易俗、树立良好道德风尚的社会改革运动；对于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的重大举措。因此，它的历史作用就表现在多个层面，即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增强了人民对共产党执政的信心；开创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良好的社会风气，贪污浪费可耻、廉洁朴素光荣成为新的社会风尚；“三反”运动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加强了党的执政地位。王顺生、李军：《“三反”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165页。何永红在论及“五反”运动相关问题时，对其意义和作用也做出了多层面的分析。他认为，“五反”运动的政治意义和作用在于：树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优势，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是对私营工商业者的一次思想改造。“五反”运动的经济意义和作用在于：促进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重组，初步改变了私营企业的性质，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加强了国家对私营经济的调控，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日后开展的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五反”运动的社会改革意义和作用在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揭发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使全国人民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有效地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风恶习等。何永红：《“五反”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另外一种视角上的看法。如张悦认为，“三反”、“五反”运动开展的意义和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在经济方面，克服了经济困难，为我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打开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在政治方面，打退了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进攻，回答了‘我们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这样的根本性质的问题’。第三，在党的建设方面，‘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本色的一次成功的整风运动，这次运动净化了党的肌体，使党的威信更高，领导地位更高。”张悦：《“三反”运动的意义及其对我国现阶段反腐败工作的启示》，《求实》2004年第11期。

　　5. 对“三反”、“五反”运动历史经验和启示问题的研究

　　张俊国认为，“三反”运动的历史经验主要表现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毛泽东的亲自督办，为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各级党政领导对“三反”运动“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是“三反”运动取得实效的组织保证；放手发动群众与严格控制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保证了运动积极健康发展；贯彻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统一的方针，达到了既严惩少数贪污腐化堕落分子，又教育和挽救绝大多数犯错误人的目的；在加强党内反腐败斗争力度的同时，也加强了党外的反腐蚀斗争力度，收到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效果。张俊国：《“三反”运动的历史经验及现实意义》，《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肖建东认为，在“三反”运动中，建立富有权威的反腐领导机制（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节约检查委员会或领导小组）也是“三反”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保证因素。肖建东：《“三反”运动历史回眸》，《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李广增等认为，以“三反”、“五反”的规模报道配合经济秩序的治理也是运动取得成功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人民日报》通过发表社论和开辟《读者来信》专栏等形式，形成和显示出了很强的舆论导向功能，有力地推动了运动的发展。李广增、牛新权、马爽、王立群：《正确的舆论导向与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凯歌行进》，《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也有人也认为，在“三反”运动中，由于过分强调腐败现象产生的阶级根源而忽视制度与体制原因，过分依赖群众运动而忽视制度和法制建设，为以后发生反右倾扩大化甚至“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埋下了伏笔。王兴宗：《“三反”运动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伟大实践》，《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同时，由于“三反”运动中过分看重和使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虽然在当时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此产生出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张家芳：《“三反”运动中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及“左”的偏差》，《党史纵览》2002年第6期。

　　对于“三反”、“五反”运动的启示，有学者认为，它的启示主要表现为: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全党统一思想认识；对贪官污吏严惩不贷；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双管齐下，打击腐败分子。张焕琴、王胜国：《50年代初我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启示》，《河北法学》2001年第2期。也有学者认为，“三反”、“五反”运动对于我们今天搞好反腐败斗争的启示还应该注意走出几个观念上的误区。这就是：其一，不能把不搞群众运动与不走群众路线等同起来；不能把群众性的反腐败斗争与社会不稳定等同起来；不能把发挥专门机关的作用与相信和依靠群众对立起来。其二，不能把当前严重的腐败现象看做是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必然产物；也不能把反腐败斗争同发展经济绝对对立起来；更不能面对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而对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产生怀疑或发生信念上的摇摆不定。张俊国：《“三反”运动的历史经验及现实意义》，《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三反”、“五反”运动由于其本身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而被永远载入国史和党史的史册，并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已有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确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存在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这又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思考空间。　　

　　（作者为河南科技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