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高饶事件”的揭露处理和后果影响问题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表示：揭露高岗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岗问题处理得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岗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页。

　　研究者普遍认为，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活动进行揭露、斗争和处理是完全正确而必要的，对高、饶问题组织上的处理比较成功。高、饶问题暴露后，中央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们的问题也没有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但也有学者认为，从整个揭露处理的全过程来看，也并非没有可议之处。有学者指出，当时“侧重了组织处理，而对一些理论认识问题并没有真正搞清楚”，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实际上确认了刘少奇犯有“右倾错误”，以致在“文化大革命”中，“高岗攻击刘少奇的‘炮弹’被后来者又重新搬出来使用”。聂家华、刘兴豪、杨树标：《对“高饶事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还有学者认为，对高饶问题的揭露处理，“从事后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如果当时头脑更冷静一些，考虑得更周到一些，工作做得更细一些，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范守信：《一则重大历史事实的考证——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是何时被揭露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1期。

　　更有部分学者认定，“高、饶问题暴露后，中央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们的问题也没有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的断定与历史事实不符。戴茂林、赵晓光：《关于“高饶事件”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因为1955年3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中，专门讲述了对于高岗、饶漱石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还是“无情斗争”的问题，明确指出：“既然这个反党联盟已经有系统地进行分裂党、颠覆党中央的活动，已经暴露出他们的目的就在于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点来改造党和国家，而且他们的阴谋如果得逞，前途就是亡党亡国，既然如此，他们的错误性质还能算是党内的一般性质的错误吗？尤其像高岗那样，在党已经揭露了他的全部阴谋的时候，还公然采取与党对抗的自杀手段，当然就不是别的，而只是一个最可耻的叛徒！”《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129页。

　　由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谈了陈伯达晚年对高岗、饶漱石事件的看法，陈伯达称：“高饶事件是解放以后第一次党中央内部的斗争，这件事处理得并不好。因为高岗只是反对刘少奇同志个人，并不反对毛主席。这件事应该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不应该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不应当把反对某一个领导同志当成反党。实际上这件事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从此以后动不动就把党内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陈晓农编：《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20～121页。

　　韩钢认为，毛泽东提出搞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文件时并未建议召开中央全会，后来毛泽东建议开一次中央全会，又明确交待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这说明，毛泽东的基本意图是“保‘高’过关”。同时，毛泽东要刘少奇在全会上作检讨以求得全局的政治平衡。由刘少奇主持的七届四中全会总体上是按毛泽东事先的指示进行的，但是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立即分别召开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证有关反对刘少奇、周恩来活动的事实，改变了毛泽东原来不让搞对质、不加深究的指示。是什么缘故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了呢？需要进一步考证和研究。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