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的主要问题
有关建国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有民粹主义影响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主要围绕以下重大事件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而展开。
1. 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民粹主义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民粹主义的关系，理论界提出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转向“左”倾，这种“直接过渡”是经典的民粹主义思想。也有人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没有原则性区别，它的提出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林蕴晖认为虽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但“不能不承认我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上，并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影响。”林蕴晖：《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再思考》，《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2期。与此论相反，沙健孙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本身确实具有过渡性”，“党提出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沙健孙：《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再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朱佳木认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之所以放弃让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想法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根本的考虑，还在于要抓住当时较为有利的国内国际形势，加快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速度”，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未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朱佳木：《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有的学者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民粹主义在社会基础、思想来源及“要不要有一个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等方面有着根本区别。李捷：《当前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0年第8期。
2. 社会主义改造与民粹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其主要分歧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搞早了，是否是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空想模式；二是对合作制的不同认识。
关于第一个分歧，胡岩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搞早了’的问题，问题在于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和如何进行建设”，“想要在小农和手工业占主导地位条件下建立‘纯粹的’的社会主义，不能不说是一种民粹主义式的幻想”。胡岩：《对当前民粹主义讨论中几个问题的看法》，《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而沙健孙认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适应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个任务的需要”，“党和国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实际需要出发考虑的”。沙健孙：《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再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朱佳木认为急于进行三大改造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国外工业化的经验，决定选择能较快实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即优先发展重工业”，与民粹主义无关。朱佳木：《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
关于第二个分歧，主要反映在赵平之和蒋玉珉之间的争论上。赵平之认为建国后毛泽东在农村推进合作制以实现社会化大生产是民粹主义的表现。赵平之：《毛泽东和民粹主义思想暗礁——兼论马克思主义小生产理论的意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如何看待毛泽东的“民粹思想暗礁”——答蒋玉珉等的诘难》，《学术界》2006年第5期。蒋玉珉则认为“毛泽东的合作制思想是对马列合作思想的‘一脉相承’，与所谓的民粹主义毫不相干”，不能“把毛泽东对农民合作化的热情赞美也说成是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因子’、‘成分’。”蒋玉珉：《毛泽东合作制思想与中国专业合作社制度选择——兼论毛泽东的民粹思想“暗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4期；《再论毛泽东的合作制思想——答赵平之先生》，《学术界》2006年第6期。
3. “大跃进”运动与民粹主义
关于大跃进运动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在于“大跃进”运动是企图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通过直接建立“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是想实现工业化或现代化，奠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
有人认为“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对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估量是过高的”，“毛泽东撇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农民所谓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条件来说明中国可以越过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直接建立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思想十分明显地带有民粹主义色彩”。张明军：《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兼论毛泽东是否染上民粹主义色彩》，《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1期。朱佳木则认为“‘大跃进’运动不是要在生产关系上跃进，而是指生产力上的跃进”,“现在，我们都认识到‘大跃进’是错误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出发点是要以尽可能短的时间使国家实现工业化”,与民粹主义无关。朱佳木：《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王素莉认为工业化在本质上是现代化，“判断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向性把握是否受到民粹主义影响抑或跌入民粹主义泥潭,也要在他是否坚持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大前提下去分析。可以这样说,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在历史走向上的根本分歧之一”，“在特殊情况下生产关系带动生产力的运动（在一般情况下是生产力带动生产关系的运动）与民粹主义在经济学上的错误没有共同性可言。”王素莉：《民粹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7期。
4. 人民公社化运动与民粹主义
有的学者认为人民公社化运动“这种穷过渡思想，当然只能使人联想到民粹主义。”田雪梅：《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态度及其变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有的学者进一步论证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民粹主义的密切关系，指出“从思想根源来说，两者都是唯心主义的产物”；“从实质上看，两者都试图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理论渊源上说，两者的直接理论源渊都是空想社会主义”。郭记中：《民粹主义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5期。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当时虽然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但并不是要跳过工业化来过渡，而是要通过加速工业化来实现过渡”，“与民粹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朱佳木：《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
5. “一穷二白”和“一张白纸”论与民粹主义
“一穷二白”和“一张白纸”论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是争论最多、最激烈的问题。
胡绳认为建国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其“典型说法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莫里斯·梅斯纳认为“从‘一穷二白’这一论点中的含义看，这是一个与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中的中心论点有惊人的相似的概念”。［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也有人提出“一穷二白”之说与民粹主义没有关系，但民粹主义的本质是把农村公社和农民理想化，“从毛泽东对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颂扬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听到一点俄国民粹主义者对俄罗斯农民共产主义天性的赞美的回声呢？”胡岩：《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2期。
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认为，毛泽东这个论断是坚持唯物辩证法，是讲矛盾对立双方的转化，与民粹主义无关。范麻：《能够这样论证吗？》，《中流》1999年第4期。有学者断言“毛泽东这几句话讲的是：我们经济底子薄，工业基础差，几乎像一张白纸；这是坏事，也有好处，我们可以从比较高的起点开始，建设新的（现代的）工业、农业、运输业、文教事业；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的落后状态，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怎么能和民粹主义挂钩呢？！”郎冠英：《不要忘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2期。有的学者指出，“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是毛泽东用来“鼓励全党全国人民不要灰心，不要泄气，不要有畏难情绪。毛泽东这种发展生产力的强烈渴望，表明他与崇尚小生产的民粹主义势不两立。”章德峰、彭建莆：《不能泛化〈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某些具体论断》，《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
6. “文化大革命”与民粹主义
“文化大革命”中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论调，使一些学者联想到了民粹主义。何新认为，“在毛泽东的历史观中，具有一种民粹主义（或曰民本主义）的倾向。”“不理解毛泽东的这种民粹主义历史观，对‘文化大革命’是无法理解的。”何新论坛，http://wwwhexinnetcom。朱学勤更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搞的“一场民粹主义大实验”。朱学勤：《民粹主义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研究》1989年第3期。有的学者则认为，毛泽东“提出‘抓革命’的目的是要‘促生产’，是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发展上的”，“文化大革命”与民粹主义无关。朱佳木：《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
7.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民粹主义
对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生活过度美化，对知识分子的作用过度贬抑，是民粹主义的重要特点。有人据此认为，建国后党和毛泽东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民粹主义思想的某种表现。钱理群指出毛泽东发动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是复杂的，其“指导思想上是有着浓厚的反智主义的倾向的，而反智主义恰恰也是民粹主义的一个要害。”钱理群：《中国大陆六代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引自国立中央大学网站。郑以灵则认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本质上是为了缓解城市压力，将青年就业出路导向农村”，“与民粹派的思想没有内在联系”。郑以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是民粹主义“潜流”的产物》，《福建党史月刊》1999年第9期。
此外，有的学者还从多方面来综合评价建国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有民粹主义影响的问题。林红认为“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仍然保留有某种程度的民粹主义色彩。党在重大决策出现失误的历史时期，继续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如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共产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都反映了民粹主义的某些特征。”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页。杨发民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一个是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中国社会主义观”，“另一个是错误的中国社会主义观”，后者形成为完整的中国极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民粹主义是中国‘左’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突出的倾向”，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都与民粹主义相关。杨发民：《“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人文杂志》2005年第1期。但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一些失误”，但不管是哪种情况，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与民粹主义无关”。朱佳木：《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
学术界对建国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有民粹主义影响问题的研究、争论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至今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民粹主义缺乏正确界定和系统了解；研究、争论缺乏一定针对性；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还不够，缺乏专门论述相关问题的著作。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正确定义和系统了解民粹主义；结合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我党的历史来研究和讨论；正确区分学术研究和政治宣传的差别；拓宽研究视角，深化研究内容。
(作者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