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八大路线研究的新进展

　　下面这些观点充分体现出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深入思考。

　　第一种观点是八大路线前期准备不足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多赞同邓小平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即八大正确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是由于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如石仲泉等的《邓小平论中国社会主义前期党史——学习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之一》（《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朱纯治的《党的八大的历史意义及其路线未能贯彻的原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教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孙力的《也谈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党史研究》1983年第4期）等。孙力指出：八大对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认识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三大改造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新的特点认识不深刻，这是当时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准备不足的一个表现；八大没有指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已经结束和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变化，也反映了八大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这个不足之处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被发展成为一种错误认识，从而为以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指出当时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倾向是冒进，二是没有具体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经济建设的客观条件；八大对如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如何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以及执政党建设的问题缺乏深刻完整的认识；八大在强调知识分子作用的同时，仍然把知识分子作为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以及对主要矛盾的提法基本上正确但在表述上又不是很确切和严密，这都是八大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之处。孙力：《也谈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党史研究》1983年第4期。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廖盖隆主编的《新中国编年史（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李践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3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

　　第二种观点可以归纳为八大路线本身隐含着路线中断因素说。阎朦就认为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也有着一定的矛盾性。阎朦：《对八大路线中断的再认识》，《理论导刊》1997年第7期。有学者指出了当时存在的理论误区：“以为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变革‘落后’——‘低级’的生产关系，要让生产关系不断‘升级’，并且要建立一种具有超前的‘先进’的生产关系来带动或拉动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而这也应该算是毛泽东对八大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无法赞同的思想基础。”鱼俊清：《论毛泽东改变“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必然性——兼论“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邹宇雷则认为，八大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就其所要表达的基本精神来说是正确的。但这个提法，一方面容易使人误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整个地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产生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搞早了、是否不该搞的误解；另一方面又会使人误认为我国在社会制度方面已不存在继续改进的问题，只要发展生产力就行了。”邹宇雷：《对未能坚持中共八大路线的历史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8期。张运清认为：“八大在对我国的主要矛盾有所认识但又认识不够深刻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显然不科学。它根本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原理，这说明我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不深刻，也缺乏理论论证。正因为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缺乏科学分析……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而重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埋下了党犯20年‘左’倾错误的祸根。”张运清：《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原因透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增刊。齐卫平、赵雷指出：“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加速完成，中共领导对社会制度转变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八大之前未能对新制度建立后社会主要矛盾进行认真研究。”八大虽然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做出了结论，但比较粗糙，“毛泽东不赞成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却又主张先不要急于修改这个结论。围绕八大做出的结论，当时的理论界进行过专题讨论，但没有形成集中的看法，无助于统一认识。毛泽东后来明确改变了八大的结论，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并逐步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改变是战略性的失误，危害是极其严重的。”齐卫平、赵雷：《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结论的认识分歧及其后果》，《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还有学者指出，“八大《决议》在正确地肯定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之后，又不恰当地下了一个断语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产生这种情况，固然是由于理论上的疏忽，更主要是反映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是不深刻的。毛泽东最早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在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即指出这种提法从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同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也不相符。”乌杰主编：《回眸世纪潮——中国共产党“一大”到“十大”珍典纪实》中卷，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1页。

　　第三种观点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不足说。熊吕茂指出：“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我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片面理解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认识，是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左’倾错误思想泛滥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屡遭挫折的根本原因。”熊吕茂：《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原因的再探讨——为纪念中共八大召开50周年而作》，《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王璐认为，“八大路线本可以推进中国的发展，但实际上的中断是与当时中国发生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有不可脱离的关系。”王璐：《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共“八大”路线的中断》，《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武国友指出：“在八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方法往往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加主观臆断来制定目标，再从目标出发来确定计划，依照计划规定发展指标。从以超英赶美为主要内容的赶超战略来看，就是按照这种方法来实践的。首先确定了超英赶美的战略目标，然后再确定超英赶美的计划，最后根据计划来确定具体指标。”武国友：《论中共八大的社会发展战略及其运作中的变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也有学者指出，我党当时并未突破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和固定思维模式是八大路线中断的重要原因。刘杰：《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由于教条式理解社会主义，把根本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如平均主义、大锅饭等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加以固守；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如搞承包责任制、发展商品经济等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批判。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其结果是处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唯生产力论’。”张运清：《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原因透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增刊。

　　第四种观点是对中共八大路线广泛宣传和彻底贯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说。郭大钧指出：“由于历史的局限，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思想还不够成熟，八大的正确方针在党内未能牢固确立，一些重要思想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或者没有充分地坚持下去，因此，八大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曲折。”郭大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6～97页。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蒋辅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有的学者指出：“贯彻八大路线需要最为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力量。这些政策仅在党内高层领导人中有所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正确路线的理解不透彻，特别是对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广大人民群众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极大影响了八大路线在实践中的可行性。”赵蓉、沈蓓绯：《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启示》，《宁夏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有的学者还指出：八大路线没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广泛的共识，导致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够，这是八大路线中断最根本的原因；群众基础的动摇，导致贯彻执行八大路线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这是八大路线中断的重要原因。黎见春：《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新探》，《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4期。

　　第五种观点是八大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不够坚实说。方敏的《中共八大的历史局限》在这方面的文章较为典型。作者从五个方面加以论述：对阶级关系变化的认识上有不够之处；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思想准备不足，对冒进思想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可能具有的危害性估计不足；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说法不当；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认识不大清楚；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上，在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上有重要缺陷。方敏：《中共“八大”的历史局限》，《焦作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洪小夏认为，从八大文件的用语中可以推论我国将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八大并未明确宣布过渡时期结束，而是仍然沿用了过渡时期的概念，为后来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仍将阶级矛盾视为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打开了理论缺口，反映当时全党对过渡时期理论认识不够，存在误区。扩大过渡时期的内涵，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大过渡”理论，最终导致了对八大路线的完全否定。洪小夏：《“八大”的启示——讨论“八大”路线未能全面贯彻的理论原因》，《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年第2期。

　　综合以上各种观点我们不难看出，对八大本身和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局限进行研究，是当前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研究的一大趋势。

　　三、中共八大路线研究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