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

　　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是庐山会议研究最为集中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也最多，但研究者的观点大多一致，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点：

　　1. 彭德怀的直言上书是庐山会议转向的直接原因

　　如有的研究者指出，彭德怀感到会议对“大跃进”以来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分析不够，遂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信，陈述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彭德怀在信中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在此基础上指出1958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进一步指出犯“左”倾错误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彭德怀是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写这一封信的，他的信是写给毛泽东作参考，也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但毛泽东认为纠“左”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并且认为纠“左”已经导致了右倾情绪的出现。彭德怀的信仍强调要总结经验，继续纠“左”，并且要进一步深挖思想根源。这样他们对纠“左”问题看法的不一致导致了他们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同时彭德怀信中一些措辞较为尖锐的批评，如“小资产阶段狂热性”、“有失有得”等，毛泽东是难以接受的。再加上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在小组发言中也基本支持彭德怀的观点，这就更使毛泽东感到不快。7月23日，毛泽东作了针锋相对的讲话，并从原则高度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毛泽东讲话后，会议急转直下，由原来的纠“左”转向反右。曹顺霞：《试析庐山会议纠“左”中断的原因》，《西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9期。

　　2. 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和纠正“左”的错误是庐山会议转向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传（1949—1976）》指出，由于毛泽东“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纠“左”纠到一定程度，即超越他可能允许的范围时，就会提出反右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0页。《陈云传》也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0页。许多文章也持这样的观点。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党中央虽然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由于对错误的性质和程度估计不足，纠“左”极不彻底，“左”的思想在党内仍有相当大的影响。毛泽东认为“三面红旗”都是正确的，是反映客观规律的，错误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因此，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是在维护“三面红旗”、批判否定“大跃进”中进行的。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始终认为错误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纠正错误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大、更好、更全面”地跃进。一面纠“左”，一面又认为“气可鼓而不可泄”，不能“泼冷水”。这就既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国民经济中出现失误的根源和错误的严重性，也不能使一些原来头脑很热的同志真正认识错误，反而对纠“左”不服气；有些仍继续唱“左”的调子。彭德怀的意见虽然同样是在肯定总路线正确和“大跃进”成就的前提下提出的，但却是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提出问题，并已涉及指导思想问题。但它显然离开了毛泽东的估计。在以“左”为正、以右为错的情况下，彭德怀的信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就成为毛泽东错误观点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昝亚俊：《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的原因》，《理论导刊》1986年第5期。

　　3. 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升级，是庐山会议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有研究者认为，自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以后，阶级斗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就不断升级。庐山会议又再次升级，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同时，又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出发，认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这样，既然把问题提到了阶级斗争的原则高度，会议的转向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同上。

　　4. 个人专断的形成和个人崇拜的发展是庐山会议转向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如有研究者认为，随着威望的日渐升高，毛泽东越来越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个人权力开始超越于中央政治局集体之上，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的反映，火气较大，尖锐的批评较多，并且有些内容直接批评了毛泽东。这让已经形成个人专断作风的毛泽东难以接受，他认为自己的领袖地位被动摇了，是抓住自己不放，于是毫不留情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会议也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从纠“左”转向了反对所谓的右倾。于文湖、徐东升、田红梅：《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的原因探析》，《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是受封建社会影响很长的国家，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相当深。20世纪50年代后，毛泽东的威望达到了高峰，广大干部群众由对领袖的热爱崇敬逐渐转向个人崇拜。从1958年以后，毛泽东也逐渐欣赏个人崇拜。这种“崇拜”的观念使党内许多干部群众，把毛泽东不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针对什么说的，都作为“绝对正确”的圣旨坚决拥护、坚决执行，而根本不去也不敢怀疑它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在这种背景下，庐山会议上既然毛泽东讲话表了态，指责彭德怀是右倾，并号召全党反击，哪有不反右之理？李华：《庐山会议纠“左”变成反右解读》，《新余高专学报》2002年第1期。

　　5. 国际因素在庐山会议的转向中占有重要的分量

　　该观点认为：其一，当时苏联在攻击中国的“三面红旗”。庐山会议前不久，彭德怀对苏联及东欧八国进行了近50天的访问，还与赫鲁晓夫“亲密接触”。这让毛泽东怀疑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与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攻击有内在联系。其二，美国也一直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发展，污蔑嘲笑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尼克松在答塔斯社记者问时大骂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导致的一场“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人间灾难”。蒋介石在台湾配合美苏发出的反对中共总路线的叫嚣，也发出了“反攻大陆”的叫喊。这一切均发生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或召开之初，而彭德怀的“万言书”中又恰恰出现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敏感语言，与美国对“三面红旗”的咒骂语言如出一辙。这必然会促使毛泽东将其与国外因素联系起来，从而做出“里通外国”的错误结论。姜建芳：《论庐山会议转向的国际因素》，《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三、关于彭德怀错案铸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