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社教运动的总体评价

　　《决议》认为，社教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注释本》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只是在局部地区开展，而且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的。在运动中对有些具体政策作了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规定，对于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也作过一些改正。还强调运动要在不误生产、密切结合生产的条件下进行，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衡量运动搞的好坏的标准之一。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运动中的损失。”同上书，第368页。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比《注释本》增加了这样的观点：“全国工农业生产尚未受到大的影响，社会没有发生大的混乱。”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页。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进一步肯定了两点：一是认为参加运动的“几百万各级干部和教师、学生知识青年”“满怀革命热情，到农村、企业认真实行‘三同’，与广大贫苦农民和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二是“在运动过程中，工农业生产一直是向前发展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5页。同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认为，这场运动的确犯了“左”的错误。同上书，第1135~1136页。

　　《刘少奇传》正面评价基本沿用了《决议》的提法，负面作用则认为是“在干部和群众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乱”。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45页。

　　《毛泽东传（1949—1976）》对社教运动的正面评价综合了上述正面评价。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4页。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认为：“毛利用整风作为在社会上推行他的政治议程的手段的努力，证明只是部分地成功了。当他从1964年开始试图通过在政府和党的机构内设立政治部以使他的政治见解能更快地被接受时，掌权的官僚机构证明它们有能力保护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力。”［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9页。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社教运动“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变成了相当温和的思想教育运动。通常的结果是大规模地清洗了农村干部，而这些干部实质上最听从毛泽东要采取激进社会行动的号召。这样做无疑减少了干部队伍中的腐化现象，但是总的效果是加强了党对农村的集中控制，因而毛泽东主义者现在确信，党的组织机构是由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的”。［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页。

　　王连生、朱根生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失误，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解决了党员干部作风问题，恢复和发扬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的优良传统，在加强经济管理、巩固集体经济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基本上体现了党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干部政策，整顿农村基层党组织、增强了基层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并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衡量运动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来看，有很多政策、步骤、措施还是有一定的实际价值的。王连生、朱根生：《6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得与失》，《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戴安林则提出，彻底否定湖南的四清运动是历史的必然结论。戴安林：《湖南四清运动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3期。

　　最后，研究的不足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如下两点：

　　（1）存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倾向。《决议》在评价社教运动时，坚持了实事求是的两点论，既讲了正面的作用，也讲了负面的影响。但是现在的社教运动研究存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倾向。例如《决议》提出社教“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注释本》讲“在运动中对有些具体政策作了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规定，对于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也作过一些改正。还强调运动要在不误生产、密切结合生产的条件下进行，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衡量运动搞的好坏的标准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出的“四清”与“文化大革命”在性质上的本质不同、《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提出的在社教运动中“工农业生产一直是向前发展”。对于这些重要的判断，社教研究的绝大部分著作要么不提，要么一带而过。

　　社教运动的问题很大，这没错。但研究社教运动只写到这种程度，是很不够的，并没有把这一段历史的复杂性讲清楚。《决议》中“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一节，之所以是在讲足成绩的基础上谈错误，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成绩大过曲折和失误。这是同“文化大革命”根本不同的。

　　（2）需要重点解决社教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区别问题。研究社教运动，核心和关键就是要搞清社教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区别问题。笔者认为，研究社教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区别是什么的问题，应该把“二十三条”中的“搞好运动的六条标准”作为重要线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这六条标准，除第一条外，其他几条都没有涉及阶级和阶级分层问题。怎么才能把这六条标准同阶级斗争，尤其是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呢？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性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0页。

　　把这两段话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社教运动的主导方面正是对阶级斗争进行具体分析，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把一部分敌对性的矛盾，主要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新的存在和斗争形式。

　　在运动过程中，毛泽东这个正确的思想是和错误的思想互相交织的。而“文化大革命”则是把阶级斗争简单化，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绝对地和全部地当成敌对性矛盾来解决。社教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区别，笔者认为主要在这里。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