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教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

　　《决议》没有讲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注释本》则指出：“毛泽东就把注意力和斗争矛头越来越集中到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这成为他后来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8页。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认为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在性质上既有本质不同，又有联系，但都没有回答不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9~420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4~1136页。

　　《刘少奇传》没有涉及社教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异同关系，只有两个新提法：一是在讲述“二十三条”时认为，“‘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从这里，已经多少可以看出不久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兆。”二是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裂痕并未消除，实际上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72~973页。

　　《毛泽东传（1949—1976）》在这个问题上与《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相似之处很多，在提法上有细微的区别。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9页。《毛泽东传（1949—1976）》没有提社教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区别问题。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指出：“《后十条》修正草案是严厉的，但其办法还是使整风问题保持在党内，防止大规模地利用非党群众来整顿中国共产党。”［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9页。《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结果证明，这是毛泽东通过现存的党和国家机构实行激进的社会改革的最后尝试。”［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页。在“二十三条”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转向了‘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无情地为‘文化大革命’划清了战线”。同上书，第327页。

　　翁笑冰认为，第一，是理论上的联系。第二，斗争的内容相似。第三，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动员与干部准备。翁笑冰：《“四清”：“文革”的前奏与预演》，《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安山把“四清”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比喻为进入60年代后在中国大地上先后演出的两场以“反修防修”为主题的现代剧。安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见焦春荣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下），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382~393页。李若建认为，“四清”运动是介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一场政治运动，其起因与“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的恶劣行为有关。在这场运动中，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冲击，同时也让饱受疾苦的农民出了怨气，因此降低了“文化大革命”中农民对基层干部的批判强度，客观上稳定了农村社会。“四清”运动中重新划分成分的做法，在扩大打击面的同时，也消除了一些潜在的反对力量。李若建：《安全阀：四清运动的潜功能》，《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

　　五、对社教运动的总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