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直接动因：国内国际的客观现实

　　1. 经济原因

　　由于“文革”是“左”倾错误的不断扩大和升级的恶果，所以对“文革”经济根源的探究，其实也就是在探求“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角度。

　　空幻的“左”倾经济思想。研究者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个别党的领导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富有“左”倾色彩的空幻模式。但是由于不能为中央领导集体接受，但又自认为是真理，遂将党内对此不同意见的争论误认为是党内阶级斗争的激烈反应，而当时整个国家的不正常运转，客观上为实现自己的经济理想模式，提供了可能。邢燕芬、李振生：《“文革”爆发的经济根源新探》，《理论教育》1988年第12期。

　　经济体制上的原因。有研究者指出，旧的经济体制模式虽不无社会主义因素，但却保留了中世纪的排斥商品经济的农村公社和官工官商的许多痕迹，这就成了“文革”得以爆发的重要因素赖以残留并滋生的条件。李南熏：《旧经济体制模式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经济原因》，《理论内参》1986年第2期。20世纪60年代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经济体制的弊病已经显露，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是否进行改革的岔路口。余伯流：《“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争鸣》1989年第１期。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三面红旗”，对于当时出现在其他中央领导人中的不同意见无法容忍，考虑是否应该采取某种手段将出现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非社会主义成分”予以清除；张化：《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５期。在建设社会主义上，以顽强的主观意志追求脱离实际的高速度的空想。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的由来》，《争鸣》1989年第1期。

　　严重的经济困难。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是导致“文革”发生的党内分歧和政治斗争的根源，又围绕着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逐渐激化和升级。庐山会议由经济问题引发；八届四中全会上的斗争源于如何才能走出经济困境的意见分歧；“文革”的舆论先导说的就是人民公社的是非；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生产关系发生变异。高永昌：《从人民公社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５期。

　　2. 政治原因

　　“文革”是一场政治性动乱，虽然始发于思想文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影响。邓小平首次提出“文革”的错误与现行制度的弊端有直接关系，“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政治体制方面。我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干扰和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准备了“文革”发生所必需的条件。郑谦：《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看领导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张明军以建国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形成与“文革”发生的关系为逻辑起点，较为全面、详尽地探讨、论证了“文革”发生的政治体制因素。张明军：《误区的代价》，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法制建设方面。有论者指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是超出宪法和法律范围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而当时的政治体制不但无法制止“文革”的发生,反而成为了“文革”的基本条件；任严波：《我国理论界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1986年11月21日《工人日报》。“文革”的发动与当时中国的宪法运行机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法外制度”与“法内制度”的相悖，消解了阻止“文革”发动的外部屏障，宪法功能的弱化失去了阻止“文革”爆发的最后屏障。张明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宪法运行制约机制与“文革”的爆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另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滑坡与“左”倾阶级斗争理论及实践形成恶性循环；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导致个人专断和人治现象的产生；党员干部法治意识淡漠则是“文革”爆发的社会基础。李安增：《“文化大革命”成因的法制因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

　　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党没有坚持以致背离实事求是的路线，使“左”倾思潮在党内泛滥，并且日益系统化、理论化、正统化。柳建辉、郑雅茹：《执政党建设的失误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理论学刊》1989年第４期。虽然“左”倾思潮根源于经济问题，但是它在政治领域得到恶化，并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使党在执政理论上形成了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中心的思想。继反右派运动、庐山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左”倾错误逐渐升级，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最终导致了“文革”。张化：《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５期。

　　体制弊端同“文革”的发生是否有必然的联系,研究者的看法不尽相同。多数学者提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过去都遇到过政治体制特别是领导体制僵化过时的问题,但那里并没有发生类似“文革”的运动,可见并不单是体制的原因。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毛泽东对高度集中的社会体制弊病的觉察,认为“文革”是他想通过发动群众运动的“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3. 思想文化因素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是社会系统中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思想文化作为社会系统中至为重要的因素，对“文革”的爆发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文革”在1966年的迅速发动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平均主义价值观念的重新扩张，个人崇拜的滋长和盛行，“左”倾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从众心理的影响，均对“文革”的发生起了重要的推助作用。张明军：《试论“文革”爆发的思想文化基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有文章以“文革”爆发前高校历史系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高校历史系教师内部青老矛盾的产生与激化过程，来探讨“文革”的社会根源。王元周：《“文化大革命”前高校历史系的青老教师矛盾分析——兼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有论者从意识形态与群众性政治社会运动间的互动的角度,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误解,意识形态被绝对化和极端化,直接通向“文革”。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还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批判从舆论、组织、斗争方法与策略、权威力量等方面为“文革”的发动做了准备。李振霞：《6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批判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新东方》2001年第2期。

　　另外，还有学者将“左”倾错误纳入文化领域来考察，显得颇有些新意。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实现，但在精神文化生产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却“收效甚微”，这是“文革”发动的动机和内容之一。杜蒲：《对“文革”前夕及“文革”时期党内“左”倾思潮的文化考察》，《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年第４期。

　　4. 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

　　“文革”的发生，除了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外，与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也有着重要的联系。

　　广泛而深刻的苏联背景。研究文章大多着眼于中苏论战的探讨，中苏公开论战，是“文革”爆发的一付强烈的“催化剂”，使得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促使中国共产党形成“反修防修”的思想，为“文革”的发动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刘兴先：《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周敬青：《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年第1期。“文革”的发生与20世纪60年代我国特定的政治气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中苏论战为这种气候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虞文清：《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气候的形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另有学者综合分析了苏联因素，认为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便是“文革”的爆发。邢和明：《“文化大革命”成因中苏联因素论析》，《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文革”的发生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观点有：国际共运史上没有正确处理领袖和党的关系，对我党产生了消极影响；朱元石：《“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教训》，《红旗》1981年第11期；张天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王福如：《国际共运对我党的消极影响》，载于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我党没有正确认识当代国际共运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战争、和平、革命形势问题缺乏科学的判断；张化：《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载于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党对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误解,在1957年后走到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旧模式，更不同于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郑谦：《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载于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毛泽东对国际共运形势发生严重错误认识。谭凝：《试谈毛泽东对当代国际共运形势的判断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88年第3期。

　　有些学者从冷战的国际背景探讨“文革”的起源。张化指出,“冷战的国际环境和中国主要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打倒帝修反’、‘推进世界革命’曾经是中国在国际活动中的基本方针。”张化：《二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牛大勇撰文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冷战与“文革”起源的密切联系。牛大勇：《冷战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5期。

　　另外，当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抗议浪潮的不断高涨，使中国领导人乐观而过高地估计了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也过高地估计了“文革”的作用。张化、沈汉：《六十年代中期国际环境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１期。

　　三、深层根源：社会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