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关于“三五”计划

　　按照最初的设想，从1963年开始编制十年规划和“三五”计划。“三五”计划的目标就是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把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性质”。《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24页。由于美帝国主义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和轰炸越南北方，全面发动了侵越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大门口。针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提出要防备敌人的入侵，要有战略后方。工厂不能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要抢时间把工厂迁到二、三线，集中力量建设“三线”。这样，“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就转向以战备为中心了。

　　如何看待增加了战备内容的“三五”计划，有的著作对于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对基本建设投资进行相应的调整是持肯定态度的。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4页。有的著作认为“三五”计划不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基本建设投资预算从1080亿元减少到850亿元，虽然在实际建设中被大大突破至97603亿元，但比“二五”时期的实际投资120609亿元还是少了许多。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950—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投资方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安排顺序由农轻重转变为重农轻。重工业408亿元、国防工业87亿元、交通运输133亿元，三者合计共628亿元，占74%；农业120亿元，由原来的20%降至141%；轻工业375亿元，占44%。另外，各项指标也定得较低，留有余地，因此没有出现“大跃进”期间竭泽而渔的情况。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283页。还有的著作也认为从总体上看，“三五”计划着重改变工业的布局，强调加强内地建设，在当时还是必要的，其主要指标也是留有余地的。但同时认为，“三五”计划是在过高地估计了国际局势严重性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在内地建设安排上存在着过急过快的问题。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457页。

　　评价“三五”计划的复杂性在于该计划刚刚起步就发生了“文革”。“文革”初起之际对于经济建设的冲击是公认的事实，即便是对“文革”时期经济状况持基本肯定观点的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也不例外。该书第十章第三节的标题为“‘文革’头三年造成的严重经济破坏”，以下的小标题依次为：“‘造反’、‘夺权’对经济秩序的严重冲击”、“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破坏”、“极‘左’经济思潮的泛滥”。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43～650页。但怎样具体分析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有的著作在总体上做出价值判断：从1966年6月以后，我国进入了“文革”时期，混乱局面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指挥失灵、生产停滞的现象不断出现，经济领导部门忙于应付，连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也不能按时制定。到1969年中共九大开过之后，全国形势逐渐平稳，但各种运动不断，难以恢复正常秩序。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1949—1999）》，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更多的著作是把“三五”计划分成不同的小阶段具体分析。有的提出，“文革”的发动对1966年经济的影响“总的说来，仍然带有局部的性质，动乱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真正影响到经济领域特别是基层的工作是在第四季度开始的”，同时还指出，之所以说是带有局部性质，是因为第一，前几年生产建设的成就为1966年的经济发展准备了比较雄厚的基础；第二，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各项具体经济政策和规章制度仍得到继续执行；第三，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高级干部，怀疑、抵制这场动乱。所以，1966年的经济仍然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327亿元，超额102%完成年度计划，比上年增长173%。国家财政收入5587亿元，比上年增长244%，支出5416亿元，收大于支171亿元。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1、351～352页。这个观点被不少后来出版的经济史专著所接受，如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对“三五”计划造成冲击的是1967、1968年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两年动乱的严重后果是：生产连年下降，财政收入减少，市场供应紧张，文教事业备受摧残，国民经济全面衰退，国家和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20153亿元比1966年下降了近10%，1968年又下降了42%，只为1966年的866%。财政收入1967年为4194亿元，比1966年减少1393亿元，减幅达25%，1968年又减收了581亿元，减少139%。连续两年的政治大动荡，导致经济连年下降，1968年降到了“谷底”。如果以1953～1965年13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实际增长速度79%计算，1967、1968年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应达5220亿元，而实际这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1198亿元。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1～365页；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3～469页。按照“三五”计划国防工业“三线”建设的部署，到1970年要新建29个生产基地，400个工厂。实际到1968年下半年，正在建设的只有20个基地，其中已开工的只有116个工厂。本应在1970年全部完成的这些“三线”建设项目，被迫推迟到“四五”计划期间。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页。1969年局面逐步趋于稳定，周恩来重新组织编制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结束了两年经济发展无计划状态，基本上刹住了生产下降的趋势，经济开始回升。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第365～367页；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9～473页。

　　有的著作用经济发展总量的周期波动趋势对“文革”时期经济做综合性描述，其中涉及“三五”计划。该文指出，1966～1968年，国民收入环比增长率分别为17、－72、－65，呈古典波形。全波共六年，高潮四年，低潮两年。1966年处在四个高潮年份中的最后位置，是经济上升的一年，是“三五”计划的开门红，是“文革”时期我国经济三起三落中的“首起”。1967～1968年都是低潮年，1968年成为“首落”的低谷。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卷三，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6页。还有的著作对“三五”计划作了如下概括：“三五”计划总的来说呈现了“起（1966年）——落（1967、1968年）——起（1969年）”的跌宕起伏状态。1966年，出现了预计提前两年完成计划的良好发展势头。1967、1968年“文革”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计划完成情况连续出现倒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使全国进入了战备高潮，“三五”计划以临战的非正常状态取代了前三年无政府主义的非正常状态。1970年的高投入使原定指标较低、本可提前两年完成的“三五”计划勉强完成，但也埋下了“三个突破”的危机。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页。这个概括笔者以为是站得住的。

　　4. 关于“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以及下放干部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一号命令”是指1969年10月18日，林彪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发布的“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80年代出版的一些著作都把“一号命令”与中央领导人的疏散相联系，同时把它作为林彪迫害老干部的罪证。例如：《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1980年12月5～8日《工人日报》；《在江西的日子里》，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26页；《“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等等。事实上，“一号命令”与中央疏散老干部的决定不存在因果关系，最早提出辨误的苏采青撰文指出：林彪的“一号命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内容，疏散中央领导人是毛泽东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经中央讨论通过的，下放知识分子干部和文教单位一事也是根据毛泽东“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进行的。苏采青：《“文化大革命”史事辨误三则——林彪的“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以及下放干部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据考证，林彪的“一号命令”的确没有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内容，林彪是10月18日疏散到苏州的，到达当天他就给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共6条，主要内容有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做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由此可见，“一号命令”确实是关于军队临战部署的文件，其中没有疏散领导人的内容，更没有下放干部的内容了。当然林彪在发布这个命令之前，未征得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批准，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4页。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非同小可。试想，当晚，“一号命令”迅速用电话转达到全军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而作为统帅的毛泽东还不知晓。这件事充分暴露了林彪个人野心，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了。

　　再从时间上看，也能说明疏散中央领导人和下放干部与“一号命令”无直接联系。中央关于疏散领导人的通知是10月14日晚发出的，该通知要求老同志于20日之前全部疏散，而“一号命令”是18日发出的。疏散通知在前，“一号命令”在后。至于下放干部，早在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就在社论中发出了，完成夺权的同时就标志着整个运动已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斗、批、改”当中就包括“下放科室人员”。10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社论，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在当时，干部下放在人们心目中是早晚要发生的事了。这些都在“一号命令”之前。

　　1999年7月，笔者主持了有国内研究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的专家以及亲历了战备决策和事件的老同志参加的“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会上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原总参作战部的老同志以当事人的身份把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作了介绍，有关学者从学术角度进行了论证。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以及下放干部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