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多角度、跨学科的探索

　　上山下乡运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错综复杂的变迁相伴始终，要理清这场运动的发展脉络，必须借助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角度、跨学科的互补研究。十年来，人们已经开始了在这方面的大胆尝试和全新突破。

　　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于上山下乡运动与“文革”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上山下乡并非是“文革”的产物，如果没有“文革”的发生，上山下乡仍会继续搞下去。因为“知青的优势在于他们有现代知识和现代意识，农村、山区、边疆最需要的就是这些”。杜鸿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理论与现代化》1991年第6期。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它超出了劳动就业的范围，上升为一场政治运动。方奕：《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争论》，《青年论丛》1995年第2期。目前，大多数学者都持后一种看法。

　　研究者也注意到上山下乡和“大跃进”运动的关联。他们发现，“大跃进”的兴衰、“知青运动”的起伏显现着有趣的反向振荡态势。1955年，为解决城镇就业困难，上山下乡拉开帷幕。1958年“大跃进”运动骤起，在国民经济发展基础上，知青下乡工作也基本停顿下来。“大跃进”失败后，知青运动又被提上议程。有学者认为，“大跃进”失败后，中央开始重视农业。“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就是企图通过让知识青年扎根农村，改造农村来加快农村社会变革的脚步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杨久梅：《对上山下乡运动复杂成因的系统论说》，《龙江党史》1999年第2期。

　　上山下乡运动与红卫兵运动的关系也受到人们的关注。李向东指出：1968年9月，随着“文革”夺权阶段的结束，红卫兵的历史任务也终结了。毛泽东让他们复课闹革命，以使整个局势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可他们依旧闹派性、搞武斗，制造事端。毛泽东对红卫兵一代人的失望之情导致“再教育”理论的产生，他清楚地认识到，贯彻执行他的思想和主张的忠实可靠力量，不是红卫兵，而是工农兵。于是，原来的红卫兵便成了上山下乡的主力军，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李向东：《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由来》，《世纪》1998年第6期。

　　西方学者中流行着一种认为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的观点，将俄国民粹主义的农民观与毛泽东的农民观等同起来，上山下乡运动似乎也就成为毛泽东民粹派思想“潜流”的产物。郑以灵批驳了这种观点。他指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农民观指导下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本质上是为了缓解城市压力，将青年就业出路导向农村。只不过，这是一场不成功的社会实验。郑以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是民粹主义“潜流”的产物》，《福建党史月刊》1999年第9期。

　　葛剑雄提出，应当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历史地理学的考察。可以从人口地理、移民史的方向加以研究，如迁移的出发地和迁入地、迁移的原因（推力和拉力）、迁移的数量、迁移的方法和路线、再迁移或定居的过程、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影响等。葛剑雄：《“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地理考察》，《历史学家茶座》2006年第4期。

　　20世纪末，很多大学生响应国家开发西部的号召，志愿到西部去，到农村去，出现了新的上山下乡现象。胡守钧将“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与现在的上山下乡现象做了一个比较，指出:两者虽然从形式上很类似，也确实具有一定的相同性，如都是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去的青年也或多或少地抱有想使国家富强的理想，但是总的背景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宏观上来看，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处于政治原因而强制推行的，现在的上山下乡是一种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产物。重要的是，它不是强迫的，是自觉自愿的行为。从微观上来看，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带给农民的负担远远大于正面的影响。而现在的上山下乡负面影响则很小，他们带来的先进地区的技术和观念正一点点地影响着当地。孙冉：《“上山下乡”新旧比》，2005年8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

　　与胡守钧的纵向比较研究不同，倪乐雄将上山下乡运动与中世纪西欧的“十字军”运动做横向比较，从世界史的视野中观察并归纳出这样的结论：“知青群体的实践，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影响和意义是在精神领域。上山下乡虽以奔赴边疆农村的外在形式表现，却在心理上实实在在的是一次以失败告终的精神的艰苦远征。这是上山下乡的本质。”倪乐雄：《知青——“东方的十字军”》，《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2期。还有人收集资料，专题介绍国外的“上山下乡”运动。刘黎黎：《国外的“上山下乡运动”》，2005年8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尽管非常简略，但这方面的研究今后还应继续深化。　　

　　(作者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