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

　　不少研究者认为，在评价上山下乡运动时，应当把“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区分开来，对后者可以基本否定，但对前者应当基本肯定。张化指出，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知青上山下乡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其根本出发点是解决就业问题，对这一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的积极作用应肯定，而且其消极作用也未明显暴露出来。而“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很大变动，它成了“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上升为一场运动。在指导思想上，运动完全处在“文革”极左路线统治下，其意义被肆意拔高，片面强调接受“再教育”，将运动说成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使运动蒙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张化：《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崔禄春也认为，“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在指导思想、下乡方式、工作方式及规模上，都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存在质的差别，二者应区分开来。“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虽后期带有了一些政治色彩，但从总体上说，“基本上是健康的”。崔禄春：《论“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北京党史》1999年第3期。

　　另一种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无论从指导思想上，还是从具体的运行机制上，都有其明显的延续性，因而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与当时国家的几乎每一项政治、经济、教育制度都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它正是当时各种政策失误的产物”。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380页。持此观点的还有刘小萌等人。刘小萌指出:60年代初国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搞上山下乡，其直接原因是三年“大跃进”“左”倾冒进一误再误造成的恶果，以致城市青年在升学就业上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所以从发动上山下乡的前提讲，是不值得肯定的”。“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虽较“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生的问题少一些，但是知青日常生活不能自给、受歧视、女知青受侮辱、政治上受迫害、文化生活贫乏，以及大多数知青因充当简单劳动力而对前途失去信心等问题，在“文革”前均难以解决，实际上反映了上山下乡运动本身无法解脱的矛盾。且在下乡的青年学生中，有许多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基本上被剥夺了升学高考的资格。刘小萌：《中国学者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青年研究》1994年第5期。他们因而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不是一部辉煌史、业绩史，而是凝结了不止一代人的血泪。”“文革”前下乡知青一代人所负载的，比“老三届”人更为沉重。定宜庄：《关于〈中国知青史〉的初澜》，《中国青年研究》1998年第5期。

　　笔者以为，“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确实具有相通性，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但二者在规模和影响等方面还是有显著差别的，不应当等同看待，在评价时应当有所区别。

　　除此以外，笔者认为，在评价上山下乡运动时，还应当把运动本身的失误与运动带来的客观效果区别开来，既不要因为运动本身的失误而否认运动客观上也有积极的效果，也不要因为运动客观上有积极的效果而对运动本身的失误视而不见。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评价时，研究者之间出现分歧，基本上都与此有关。总的来看，上山下乡运动“过大于功”，它所起的积极作用不足以弥补对国家、社会，特别是知青所造成的损失。

　　五、多角度、跨学科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