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分期

　　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分期问题上，学界意见不一，有两阶段说、三阶段说、四阶段说甚至五阶段说。

　　（1）两阶段说。其主要意见就是把运动分为“稳定顺利的前期”和“动荡曲折的后期”。但对于两阶段的界线却有争议，凡是将整个过程统称运动的人皆把“文革”作为分界点：运动的前十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年代的产儿，后十年则是“文革”十年内乱的结果。有的研究者则严格区分运动与非运动，坚持以1968年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为界进行前后划分，即“1955～1968年开始和发展时期，1969～1980年蜕变和衰落时期”。张泽民、买文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考察与思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2）三阶段说。它最早可能来自于1981年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份总结报告。报告中将上山下乡25年史划分为三个阶段。1955～1966年的第一阶段属于试验阶段，工作开展基本正常；第二阶段从1966～1978年，受“左”的影响，问题最多；第三阶段从1978年底至1980年，政策调整，将上山下乡纳入劳动就业轨道。随后，有一部分学者对三段划分表示赞同，但在具体分界年份上仍有出入。

　　（3）四阶段说。这其中又有两种不同的划分法。柳建辉在方奕“三阶段说”的基础上，提出历史分期的划分必须注意历史大背景与小背景的关系，即知青研究须放在当代中国史的大背景与当代中国青年运动史的历史小背景中；划分必须区分运动与非运动阶段的界限；划分可采用大分期与小分期的划分法。按此标准，他将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955～1962年为试验阶段；1962～1968年12月为有计划展开阶段；1968年12月22日至1978年10月为上山下乡运动阶段；1978年10月至1981年为运动的结束阶段。柳建辉：《也谈中国知青史的历史分期》，《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1期。

　　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依照上山下乡的发展历程，将知青上山下乡划分为四个阶段:1955～1961年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探索阶段；1962～1966年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有计划地展开阶段；1967～1977年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治运动阶段；1978～1981年为国家调整政策，逐步缩小和结束上山下乡阶段。顾洪章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划分充分吸取了学界的研究成果，既注意到了以“文革”为大界限，又注意到了1962年这个特殊的界限，笔者倾向于同意他的划分法。

　　三、上山下乡运动结束的原因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后不久，各地便掀起了知青大返城的高潮，近千万知青的返城。这其中同样也掺揉着诸多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动因。

　　政治动因：(1)林彪事件爆发后，有的知青开始怀疑上山下乡的正确性，觉得自己充当了一种错误决策的试验品和牺牲品；杜鸿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理论与现代化》1991年第6期。(2)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不再将返城风暴看成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刘文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知青运动》，《四川统一战线》1998年第12期。(3)在思想解放的同时，国家高层在具体措施上开始进行调整，以争取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顺利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于是，升学、招工、参军、病退和困退成为大量知青借用的返城手段，这“对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了一定的瓦解作用”。史卫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病退”、“困退”问题》，《青年研究》1995年第5期。

　　经济动因包括两方面内容：(1)由国营农场经营不景气造成的亏损严重、人浮于事的状况，使得农村、边疆贫穷落后的程度超出了知青总的承受力；(2)70年代末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启动和城市产业布局的扩大，带来了对新生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播一：《知识青年大返城风潮动因探寻》，《青年研究》1994年第3期。

　　文化动因则是指知青从小构塑的文化梦与毛泽东及其社会舆论所渲染的文化理论之间的固有差距加速了政治因素变化，促使知青对农村文化的离心倾向更趋明显。“文革”结束，高考恢复，知青从“新”文化价值观撤出，重新认同了“旧”文化价值观。在此意义上，返城风潮也可看做是“知青从农村文化圈中撤出回归城市文化圈。”同上。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认为，是“社会的抵制力量引致实事求是的政府让步”。1978年以后各地知青掀起“返城风”是社会抵制的集中体现。有两个因素促成这种抵制发生效力：一是时势造成的，1978年底中共务实派领导人的地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确定。新领导人批评了“文革”并为“文革”受害者平反。在这种环境下，知青公开表示不满比较容易被接受。二是长期性的，新的领导要把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就要重新建立社会对党的信心，以激发群众的积极性。所以顺应民心，最终放弃了上山下乡政策。刘小萌：《西方学者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青年研究》1994年第3期。

　　四、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