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有分歧的几个问题

　　1. 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的起草和地位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的成果直接相关。对这篇讲话的起草过程和历史作用，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

　　关于该文的起草过程，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前夕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主要是对胡乔木在该文起草中起了什么作用，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是韩钢的文章突出于光远对该文起草的作用。韩钢在于光远家发现了邓小平亲笔写的500余字的提纲手稿，写了《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韩钢：《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百年潮》1997年第4期。一文，该文没有提到胡乔木的名字。二是朱佳木、程中原突出胡乔木的作用。朱佳木在1994年就发表文章，谈了该文的产生过程。朱佳木：《胡乔木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韩钢的文章发表后，1998年，朱佳木、程中原又先后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发表文章朱佳木：《胡乔木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程中原：《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成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6期。，以大量材料说明了胡乔木在起草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这两篇文章之后，未见有争议的文章出现。2004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也采纳了朱佳木、程中原的观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定议题是讨论三个有关经济工作的文件、讲话。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会议的安排，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代表中央讲话。华国锋作开幕讲话，邓小平讲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叶剑英讲民主法制问题。1978年11月20日前后，邓小平的讲话稿已经完成。但12月初，邓小平又要求重新起草新的讲话稿，并且交给起草者他亲自书写的提纲，这份提纲改变了原来着重讲重点转移的设想。邓小平为什么要做这种改变？解释有两种：一种认为邓小平对第一稿的内容不满意，并认为起草者“看来不行了”。不同意此说的指出，邓小平决定重新起草讲话稿的原因是由于11月下旬，特别是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代表政治局宣布一系列平反决定，加上天安门事件公开平反后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使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重点转移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突出了，因此原先的讲话稿也就显得不适用了。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张树军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程中原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论——从尊祢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研究者详细列举了从11月20日第一稿定稿到12月2日邓小平提出重新起草讲话稿这十多天里，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会下发生的大事——天安门事件、彭德怀等历史问题的平反，真理标准问题成为会议的讨论焦点，社会上出现的对毛泽东晚年评价的议论，外宾和国外媒体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关注等，指出这些事情事关重大，给邓小平带来了许多思考，所以邓小平才决定重新设计和起草讲话稿。

　　关于它的历史作用，《邓小平文选》题注中指出：“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中共十五大报告认为：“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江泽民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两个评价很客观。

　　最近也有人写文章对邓小平这篇讲话中的内容提出疑问，认为讲话中提出的“解放思想”的涵义“就是将当时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引导到反对毛泽东的错误、反对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反对个人迷信等等，把党和人民的视线引到了毛泽东身上，其政治后果就是把毛泽东这把刀子束之高阁了。”三中全会及其发表的公报，实际上“没有接受邓小平关于改革对象的提法，而是提‘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以至三中全会后三个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仍然强调‘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黄克白：《目前中国两个前途的严重较量》，引自中国经济史论坛。

　　2.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核心地位的确立

　　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之一。这一点，已经被学界公认。最早指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该书指出：“在这次全会后，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3页），1992年10月、1997年2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和邓小平追悼会上也指出，经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6页。研究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标志，认为邓小平自己的论述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后，邓小平两次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和江泽民的评价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许多研究者认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来看，邓小平的思想成为了这次会议的灵魂和决策的理论基础，邓小平个人的主张为会议所接受，并成为全党的共识。从实际工作看，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雷国珍：《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标志》，《湖湘论坛》1998年第2期。

　　也有人认为邓小平从未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而且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的领导人排位时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排在华国锋、叶剑英之后。有研究者对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即把党内最高职务和党内核心地位完全等同起来。”邓小平在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关键看三点：一是看邓小平是不是处在最后决策的位置上；二是看这个领导集体的成员是不是承认邓小平的核心地位；三是看人民是否选择和接受这个核心。从这三点分析，邓小平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是无可置疑的。雷国珍：《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标志》，《湖湘论坛》1998年第2期。

　　3.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理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但对这种密切关系的具体体现是什么，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初步确立。

　　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观点是目前的主导认识。龚育之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因为这次会议标志着新时期伟大历史转折的开始，标志着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因而也是反映这个历史过程并指导这个历史过程的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开始。”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1页。石仲泉石仲泉：《论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理论月刊》1998年第２期。 、逄先知、冷溶逄先知、冷溶：《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党的文献》1999年第１期。等及学界大多数人也都持此种看法。

　　有的研究者认为1975年在邓小平指导和影响下形成的三个著名文件及邓小平的一些讲话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和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宣告了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及其指导地位的初步确立。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论——从尊祢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203页；汪青松：《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初步确立》，《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徐荣梅、于学江、徐文学：《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标志》，《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有的认为，“邓小平理论的起点，是邓小平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以提出或强调毛泽东思想某些规定性的方式来体现的、有邓小平个性特点的思想理论活动，因此，它的出现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茅生荣：《关于邓小平理论起点的几个问题——兼与吕书正博士商榷》，《探索》2000年第1期。有的虽未明确支持此说，但承认1975年全面整顿在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认为“1975年整顿是邓小平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开端。”冷溶：《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理论学习》2000年第2期。

　　上述两种观点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理论形成之间的关系。从各自论证的情况看，第二种观点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论证。

　　近来，又有人发表文章，认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始，中国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是一条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这是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理论的原则问题，由于它以三中全会作为标志性事件，直接影响到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

　　4.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的评价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两年历史的评价有两种观点。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认为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8页。认为这两年的历史虽不尽如人意，但总的来看是前进的。邓小平也认为没有那两年准备，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取得的伟大成绩。许多研究者赞同并以事实论证了这一观点，指出客观地评价这两年的历史，不存在为华国锋等人评功摆好的问题。最近的论文主要有张金才的《论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和覃采萍的《中共在徘徊中前进时期为伟大转折所做的理论准备》，均刊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两年是“两年徘徊”时期。《胡绳全书》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0、591、595页。这两种观点在起草《历史决议》时就存在，现在也有将这两年党和国家的工作分别表述的，认为党的工作是在“徘徊中前进”，国家的各项工作是“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叶剑英在推动新时期伟大历史转折中的贡献》，2007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5.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地位

　　《历史决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等都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在新时期历史的起点、转折点。

　　1994年，胡绳提议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把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分为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两个大时期。1994年11月21日，胡绳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胡绳的观点在党史界、理论界引起广泛兴趣。龚育之多次撰文赞同胡绳的观点，认为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实现了伟大的转折。龚育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和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

　　不同意此说的认为应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作为新时期党史、国史的起点，这种看法的主要依据是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把1976年10月以后的这段历史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不少教科书、著作也把1976年粉碎“四人帮”作为新时期的起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九章“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从1976年10月写起的，但其结束语中又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42年间党的历史，总体可以说有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9年，后一个时期是在这以后的13年。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这种矛盾的表述，反映了当时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认识的不成熟。

　　经过近三十年的积累，已整理、出版了一些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档案，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档案材料未见公布，发掘这些档案材料，是深化该课题研究的重要前提。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拓宽思路，要注意加强对包括华国锋在内的其他历史人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发挥作用的研究，准确把握、正确处理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各自和共同发挥作用的关系，不能忽视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起到的实际作用。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一是要深化对全会前的工作会议背景与过程的研究；二是要加强对华国锋及其他重要历史人物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关系的研究；三是要不断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作用和意义研究。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