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对金门战局演进的不同思考

　　毛泽东对金门战役的思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并不只是简单的“反美”。如沈骏所言：“毛泽东、中共中央本来是准备把解放台湾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收复沿海岛屿，第二步是解放台湾”，到后来还是认为“把蒋介石军队留在金、马比较好”。沈骏：《中共三代领导集体与祖国和平统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02页。根据王尚荣将军的回忆：军委最初是按炮击之后进行登陆作战进行准备的。王凡访问整理：《新中国诞生后几次重大战事》，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254页。但根据近年公布的档案，炮战准备工作就绪之后，毛泽东又致函彭德怀、黄克诚，表示推迟炮击：“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日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页。。为了避免再与美军发生空战，毛泽东甚至否决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使用空军的建议。《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54～661页。

　　陶文钊指出：1958年台海危机的一个特点，就是“中美双方都没有事先明确宣布自己的行动目的”，但“事态的发展完全控制在最高决策者手中，可以防止战场指挥官‘走火’、出偏差”，“可以像悬崖勒马一样控制军事机器，避免严重后果”。陶文钊：《有张有弛：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陶文钊、梁碧莹主编《美国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页。实际上，对于毛泽东在金门炮战中高屋建瓴的战略考虑，即使是身在决策核心的高级将领，也未必想得通。8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用福建前线指挥所的名义连续播发了一篇广播稿，敦促防守金门的国民党官兵放下武器，“对金门的登陆进攻已经迫在眉睫”，这引起了外电的强烈关注。毛泽东当即过问此事，在相关文件上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明确纪律、统一宣传口径，彭德怀也因此事被从东北召到北戴河，进行专门谈话。根据彭德怀的秘书郑文翰的日记，这次面谈后彭总心情沉重，“下午4时谈完，彭回到住处，晚饭后独自外出……经派人四处寻找，在一处海滩上看到彭一人在月光下往返踱步。彭回到住处后，脸色阴沉不悦，一夜失眠”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337页。。

　　3. 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影响

　　（1）第二次台海危机与国共关系。有著作认为，金门炮战的最大收获就是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国共对话渠道，防止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得逞。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告台湾同胞书，给台湾当局吃了一颗定心丸。国共双方的默契直接挫败了美国人的阴谋，美蒋关系的“蜜月期”正式结束。唐正瑞：《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之后，毛泽东在会见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著名报人曹聚仁先生时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 “我们赞成蒋保住金门、马祖的方针，如蒋介石撤退金门、马祖，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毛泽东明确答道：“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页；毛泽东同曹聚仁谈话纪要，1958年10月13日；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81页。从1958年秋冬到1979年元旦，大炮就逐渐成为象征性的军事行动，炮击成了“一种纽带，一种对话渠道”崔之清主编：《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页。。沈智焕认为：“金门炮战是一场以军事斗争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战，也是外交战。它不仅是国共两党的国内政治，更是一场中美蒋之间三角关系惟妙惟肖的矛盾表现。这场炮战，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处理中美蒋三角关系中的智慧和妙策”沈智焕：《毛泽东关于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台湾的决策》，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

　　（2）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这是一个几十年来人们孜孜不倦研究的课题。许多研究著作都围绕此问题立论。如：刘金质认为，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爆发，与中美大使级会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且在1957年12月中断有关。刘金质：《冷战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0页。台湾学者张火木认为，金门炮战是北京为了促使美国重视中共的存在，向全世界重申中共对台湾的主权。张火木：《金门古今战史》，（台北县）稻田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87页。日本学者山极晃甚至认为：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是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的转折点。［日］山极晃：《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展开（1941—197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对于美国方面对台海危机反应，也是中国学者多年来研究的一个重点。资中筠等人认为，美国人在得知金门炮战的第一时间并不清楚中国炮击金门的真实意图，遂立即从地中海、美国西海岸以及菲律宾等地调来了第六舰队的一半以加强第七舰队的实力，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郭学堂运用美国公布的最新史料，认为杜勒斯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要求国会授权“竭尽所能”协防台湾。郭学堂：《美国对华核威胁政策和中国的反应——50年代两次台海危机的历史考察》，倪世雄、刘永涛主编《美国问题研究》第三辑，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251页。肖元恺和戴超武认为当年“美国人不愿意为台湾的利益冒险与解放军发生直接冲突”，“据美国媒体透露，在白宫和国务院收到的5000封公众来信中，有80%反对美国为台湾协防金门、马祖”。肖元恺：《百年之结——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关系的历史透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5～96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页。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的披露，毛泽东在炮击金门一周年后曾经对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谈到：“那时他们（美国人）做得不对，不该把兵舰调来调去”，“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55～856页。

　　（3）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苏关系。金门炮战爆发之后，赫鲁晓夫十分紧张，埋怨中国领导人事先不向苏联方面通气，派人特地来华了解情况，担心因此卷入可能爆发的中美冲突。苏方工作人员魏列夏金和中方翻译李越然在各自的回忆录中也都明确表明，对于即将到来的金门炮战，双方领导“一句话也没有谈到”。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李越然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魏列夏金回忆录的中文节选翻译本见陈春华译《1958年7～8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根据《毛泽东传（1949—1976）》中的披露，中央在1958年7月即已完成了炮轰金门的战术准备，但由于中苏之间发生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赫鲁晓夫紧急来京，才导致炮轰金门之事暂时搁浅。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54页。炮击金门前夕，中国方面的确曾通过在华军事顾问通知过苏联国防部。《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页；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第72页；魏史言：《葛罗米柯关于台湾局势同毛泽东主席谈话的回忆与事实不符》，《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38页。而沈志华通过对比中苏双方当事人的回忆录及档案文献，得出结论：中方在炮击金门之前的确没有与苏联方面进行协商，也没有向苏联通报这个意图，但毛泽东却有意给美国人造成炮击金门是中苏协商后行动的假象。沈志华：《1958年炮击金门前新中国是否高知苏联？——兼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9～410页。赫鲁晓夫退休后，在回忆录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他在金门炮战前后是如何对新中国进行援助的。［俄］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266页。不管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有多少好大喜功的成分，苏联在这场危机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958年9月，赫鲁晓夫在两次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公开表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就是对苏联的侵犯”，“我们将完全履行我们的义务”。艾森豪威尔认为，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是不能接受的”，把信退回了苏联政府，赫鲁晓夫的信见1958年9月10日及20日的《人民日报》，艾森豪威尔的退信声明见1958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但美国人的动作在这之后明显软了下来。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通过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转达消息：苏共认为，应在空军方面加强那一地区的力量，使之能够对美蒋海军起威慑作用。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2～65页。在苏联官方当年编纂的政治教材中说，苏联在台海危机爆发后“忠于自己义务”《苏联共产党历史》，（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60年中文版，第683页。。但中苏交恶之后，又变成了炮击金门“实际上正好迎合了美国好战集团破坏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针的意图。北京打算借助这种行动来激化苏美关系，并利用苏中条约这部机器把冲突扩大为远东的对抗”［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3页。。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学者祖波克等日在对苏联档案文献进行研究后提出：1958年台海危机是中国对克里姆林宫的挑战，同时也是向苏联“全球马克思主义帝国中的领导地位”的挑战，是“作为早期冷战史中绝对的两极体系瓦解的表现形式，因此具有重大意义”。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02～503页。这与台湾学者张少书的“金门危机几乎变成了苏联对中共是否忠实的测验”张少书：《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同盟内幕》，（台北）金禾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有异曲同工之音。杨奎松认为，“随着中苏之间在台海危机等问题上出现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做法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引起了一种盲目效仿的情绪，赫鲁晓夫已经不能不开始针对中国的这些做法和说法表示看法了”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页。。戴超武认为，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清楚地表明，中苏两国的矛盾和分歧开始由意识形态领域向国家关系，特别是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成为中苏矛盾和分歧公开化以及国家关系迅速走向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戴超武：《第二次台海危机和中苏关系》，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272页。杨奎松认为，毛泽东炮击金门的目的是“直接对美，间接对苏”的。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页。有学者甚至提出，是1958年的台海危机，而不是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的“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问题，才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标志性事件。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4）第二次台海危机与美台关系。第二次台海危机之前，蒋介石曾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长信，痴人说梦般游说道：只要“自由中国”能在中国东南沿海建立一个滩头堡，中国各地的老百姓就会揭竿而起，中共在内外压力之下就会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甚至会被推翻。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162页。第二次台海危机高潮刚刚过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10月21日亲自飞到台北。蒋介石虽然拒绝从金门和马祖撤军，但在杜勒斯的压力下，还是在10月23日发表了联合公报，对外宣布其达成“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神圣使命”的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321页；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309页。正如台湾学者黄文娟运用美国与台湾的解密档案资料提出，“在危机缓和后，（美日）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让国民党公开承诺不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黄文娟：《没有硝烟的“战争”——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的美台关系》，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202页。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