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发表了大量论文，还编辑和出版了大批档案资料，并有不少著作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为了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本文将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一、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和动因

　　在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高度肯定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马羽认为，对个体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马羽：《试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必然性》，《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

　　80年代中期后，一些学者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提出多方质疑：一是重新认识土改后农村的“两极分化”问题。苏少之指出，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基本趋势是中农化，不是两极分化。在新民主主义的条件下，小农经济不会必然走向两极分化。应该以生产力标准来对待出现少数新富农和部分农民仍然面临困难甚至下降等现象。苏少之：《论我国农村土地改革后的“两极分化”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二是重新评估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董国强认为，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是“占主导地位的因素”，而“集体生产积极性则是特定客观条件限制的结果”。董国强：《试论农业合作化中的若干失误》，《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三是否认土改后农民的个体经济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吴鹏森、佘君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并不必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只要为小农经济的发展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它便会表现出惊人的生产力。吴鹏森、佘君：《传统社会主义与农业合作化运动》，《二十世纪》网络版2004年6月号。

　　随着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的质疑日益增加，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搞早了”。路江认为，如果土改后让农村个体经济有比较充分的发展，然后再逐步实行合作化，效果可能好得多，也可以避免以后发生的许多偏差，使农业生产发展得更快。路江：《重新认识三大改造》，1988年6月24日《经济学周报》。

　　到90年代后期，有些学者转而侧重探讨中国共产党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动因和时代背景。江红英认为，发起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党对于农村发展道路的引导。江红英：《试析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发展趋势及道路选择》，《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6期。佘君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引导，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动具有决定性作用。佘君、丁桂平：《必然还是偶然？——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原因再探讨》，《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佘君、丁桂平：《农业合作化运动必然性问题再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吴鹏森、佘君：《传统社会主义与农业合作化运动》，《二十世纪》网络版2004年6月号。笔者认为，大农经营优越论盛行不衰、“社会主义”价值趋向渐趋主流、计划经济思潮日渐高涨等共同构成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业合作化兴起的时代背景，实行农业合作化是当时知识精英中相当普遍的共识。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49～61页。

　　二、关于合作化运动中的三次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