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关于统购统销与工业化的研究

　  1953年粮食供求之间的巨大缺口加速了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而工业化战略的确立正是造成粮食需求量迅速上升的重要原因，换言之，统购统销的推行与工业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焦点。

　　刘传江认为，统购统销的粮食流通制度安排是随1953年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开始实施而建立和逐步形成的，目的在于完成国家粮食收购计划和保障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刘传江：《中国粮食流通的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经济评论》2000年第2期。庐陵认为，小农经济和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引起了1953年的粮食危机，他同时还分析了粮食危机和工业化战略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内在关联。庐陵：《1953年中国的粮食危机与统购统销政策的起源》，《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3年第4期。林毅夫等人则进一步指出，中国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之后，面临着起点低、资金资源短缺、经济剩余少等一系列的难题，国家必须建立一套与这种政策环境相应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确保紧缺的物资、资源能够配置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去。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6页。这意味着从逻辑上讲，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必然产物。宋国青在《从统购统销到土地税》一文中更是明确地提出，福利和积累的矛盾是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基本矛盾，在工业垄断不能达到资金积累的目的、重征土地税的条件又不成熟的情况下，统购统销就成为适合国情的选择和发展方式，这一政策实际上可被理解为一种福利方式和积累机制。周其仁编：《农村变革与中国发展：1978～1989》（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413页。卢锋认为，具有收入再分配职能的统购统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需要与具体经济环境复杂作用的结果。卢锋：《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与非市场体制的建立》，《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3期。

　  还有一些以“剪刀差”、工业积累为探讨对象的论文中也涉及了统购统销问题。武力认为，在经济落后、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难以将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寄托于外部世界，这才使得农业剩余就成为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源泉之一，但是国家究竟通过统购统销获取了多少农业剩余是值得研究的。武力：《试论建国以来农业剩余及其分配制度的变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武力在另一篇关于“剪刀差”的论文中通过比较农副产品和工业品的国家计划价格与自由市场价格以及国际价格，然后再扣除国家返销农村的农副产品及大宗销往农村的工业品，对“剪刀差”差额进行估算，得出了以往一些研究过高地估计了“剪刀差”差额、夸大了国家对农业剩余的索取的结论。武力：《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辨正》，《中国经济史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就这一点而言，崔晓黎的看法与武力有相似之处，他认为统购统销没有实现为工业积累超额资金的目的，至多农业为工业的资金积累量与正常的农业税率持平，中国的统购统销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尽管统购统销政策存在着一定的消极作用，但它的失误不在于牺牲农业，而在于体制上的最终僵化。崔晓黎：《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对于统购统销确实推动了工业积累和工业化进程这一点，学者们是没有异议的。

　  3. 统购统销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影响

　  1985年，中央1号文件对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曾经发挥的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给予了肯定，但同时也指出，随着生产的发展，这一政策的弊端日益表现出来，不利于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种认识成为后来一系列改革举措出台的基础。

　  薄一波曾明确指出，“统购统销制度的主要弊病，就是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的作用，因而不能不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工商企业经济核算的实施。”在执行的过程中，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也比较普遍，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产量长期没有大的突破。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282页。张学兵也认为，1953～1958年间统购统销的推行，其价格和数量大体保持在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调节范围内，于国于民都有益处，但背离价值规律、“高征购”、强制执行等问题已经开始浮现，而1958年以后，由于“大跃进”、公社化、农业生产等因素的出现，进一步打破了国计与民生之间的平衡，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而受到极大影响。张学兵：《1953～1958年统购统销几个问题考议》，《长白学刊》2006年第4期。陆云航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以浙江省象山县某生产队的数据为例，通过构造粮食生产函数并进行协整分析和因果关系检验的方式，对统购统销政策对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积极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在考察集体化农业的运行效率时，应当看到统购统销作为宏观政策因素对农民生产积极性产生的负面影响。陆云航：《对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一个贡献——统购统销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研究（1953—1982）》，《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第4期。

　  武力将1953年秋季开始的统购统销定义为“倒定额提取”办法，即国家规定农民消费农产品的数量定额，其余都归国家控制。他认为，倒定额提取制最大限度地提取了农业剩余，但为了保证这种提取，必然导致国家对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和控制，这样会压抑农民的积极性并造成农业经济活动的低效益，从长期来看这种制度并不可取。武力：《试论建国以来农业剩余及其分配制度的变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高瑛、李岳云则从粮食产销的角度分析指出，统购统销政策的长期推行造成了粮食价格的扭曲以及粮食产销各利益主体利益关系的失衡，从而影响了粮食生产者的种粮积极性。高瑛、李岳云：《对我国粮食产销利益失衡问题的分析》，《江海学刊》2006年第6期。统购统销政策对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的不利影响是学者们反思较多的一个问题。

　  4. 统购统销对粮食流通体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