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关于中央主要领导人与这次经济调整的关系也有一系列研究文章。

　　黄峥认为刘少奇是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主持者之一”。黄峥：《刘少奇与六十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党史研究》1986年第1期。马云飞认为，刘少奇是“主要决策人之一，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马云飞：《刘少奇与六十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刘少奇研究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82页。熊华源、廖心文认为，周恩来领导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全部工作”。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357页。吴冷西认为，周恩来“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吴冷西：《周恩来在四年调整时期的重大贡献》，《周恩来百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徐棣华认为，陈云“提出了一整套明确具体的调整方针和政策”，“建立了卓著功勋”，是主持这次大调整的“主要负责人”。徐棣华：《陈云与国民经济的两次调整》，《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318页。郭学旺则认为，邓小平“不仅是中央决策的参与制定者，而且是中央决策的坚决执行者”。郭学旺：《邓小平与我国经济的三次重大调整》，《党的文献》1997年第3期。鲁振祥认为，毛泽东既“营造了这次调整的思想条件和政治氛围”，又“确认和支持”了调整方针及重大的调整举措，“是国民经济调整的最高决策者和强有力的支持者、推动者”。“以毛泽东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各个成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共同领导了这次关系国家兴衰的国民经济的调整。”鲁振祥：《试论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关于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的评价，学术界普遍认为，虽然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但国民经济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重大干扰，取得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每当人们面对这一段历史时，首先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即在当时出现的两种趋向中，如果按照第一线领导人的调整思路继续调整下去，中国社会将是一种怎样的前景和模式。有一种观点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要早20年。戴宜生：《读书偶感》，见2006年11月26日网上发表的文章。苏星认为，“国民经济调整期间，集中调整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没有条件进行比较大的改革，而当有条件着手进行改革时，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苏星：《记胡乔木的两份写作提纲》，《百年潮》2005年第4期。这是否意味着刘少奇、邓小平会超越苏联模式，进而走改革路线？其次，西楼会议前，中共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一直是想慢慢转弯，西楼会议后是180度的大转弯，开始实行大刀阔斧的调整。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否存在一个“软着陆”和“硬着陆”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中央在西楼会议后“才对多年来基建战线过长的问题，认真着手解决”，这样认识到底对不对？总的来看，对于这一段的经济调整，尚缺少真正从经济学的角度，在占有大量材料、数据的情况下，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地、具体地加以分析和说明。第三，总的来看，对五年调整工作叙述多、介绍多，讲历史意义多、对党在决策的过程中中央领导核心当时的思考分析研究得少。此外，对于当时的经济调整工作，中央是否认真参考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对于中央领导核心的认识分歧，除了正式制度方面的问题，还有哪些是属于执行过程和非正式制度方面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拓宽研究的思路，以得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