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三年（1963~1965），学术界对这一段的研究相对较少。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于这三年调整的性质、调整的内容，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一致。此外，《60年代上半期安徽工业调整简述》沈葵：《60年代上半期安徽工业调整简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60年代广东省经济调整概述》彭建新：《60年代广东省经济调整概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等文章对深入研究中央决策正确与否提供了材料。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一，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的时间问题。学术界大多表述为：1963年开始全面好转，1964年底全面好转。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说得比较具体：196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1963年7月3日，李富春在人大常委会上说，“现在，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好转的局面”。1963年8月8日，周恩来说，“去年十月特别是今年二月估计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63、571页。此外，1964年5月28日，刘少奇说：“现在，形势全面好转了”。《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92页。刘少奇的提法比人们通常说的全面好转的时间提前了七个月。由此看来，随着一些新材料的披露，经济形势到底什么时间开始全面好转乃至全面好转还有探讨的空间。

　　第二，这一段调整工作是否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对此，学者的表述略有不同：《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没有受到正在发展的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中国共产党简史》认为总体上还没有对经济调整工作产生重大干扰。

　　第三，在谈到中央决策继续调整三年的方针时，不少人强调1963年上半年出现了对经济形势的好转程度估计过高的情况，中央在1963年3月1日发出的指示认为，国民经济将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刘友于等：《中国20世纪全史：曲折探索（1956—1966）》第8卷，第556～557页；田松年：《1963—1965年国民经济继续调整决策的形成及实施》，《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但是，中央为什么下发了这样一个指示？这个指示说明了什么？后来又如何改变的？目前学术界对此只有叙述，没有分析和交代。

　　第四，从1964年5月以后，实际上又有国民经济的一次大调整，即“三线”建设。本文不作重点述评，只想将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列出：一是胡乔木认为，“三线”建设“不但大大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建设投资的分配和新的工业布局变得很不合理。”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二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三线”建设未作整体的评价，只是指出“三线建设任务的提出和部署，对铁路建设的推进起了重要作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417页。三是刘国光认为，一是对打仗的形势估计得太过分了；二是“三线”建设对改变经济布局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刘国光：《建国53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若干特点——在2003年中国现代经济史年会上的讲话》，《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四是陈东林运用大量翔实的材料、数据对“三线”建设的成就和问题进行了评析，是一部比较肯定“三线”建设的力作，填补了全面解说“三线”建设的空白。相反，持比较否定意见的文章由于论据比较单薄，缺乏深入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