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农业学大寨”与“文化大革命”
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普遍以“文革”爆发为界，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分成前后期，肯定前期，否定后期。
学者们基本上援用周恩来在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报告中对大寨这个农业战线典型的肯定和精神的概括。顾龙生：《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676页。多数学者认为，要学习大寨精神，办好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基层，走群众路线。大寨精神的核心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王治国：《谈谈农业学大寨》，《湘潮》2002年第2期。
有研究者认为，在“文革”运动中，“农业学大寨”运动纳入“文革”轨道，作为在农村推动“文革”的典型，开始走偏。万里指出，大寨本来是个好典型。周总理专门总结过几条，特别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应当认真学习，发扬光大。但是，“文革”时期，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要树这面红旗，事情就走到反面去了。中国这么大，农村的条件千差万别，只学一个典型，只念大寨“一本经”，这本身就不是科学，就不实事求是。何况这时学大寨，并不是学它如何搞农业生产，搞山区建设，而主要是学它如何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如何“大批促大干”。张广友、韩钢：《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中国学术引擎网http：//www80075com/RenLiZiYuanGuanLi/20080318/317234-1shtml学者们也指出，“文革”开始后，大寨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先进典型转变为推行“左”倾政策的样板，原来的一些好的经验也变了样。这期间，大寨经验被总结为：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促大干”。顾龙生：《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693页。林蕴晖等指出，“文革”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运动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这一点应该肯定。但是，“文革”以后，“大寨成为执行‘左’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林蕴晖等：《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1页。
也有学者在研究中对“文革”中“农业学大寨”运动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评价。谭首彰提出，农业学大寨运动因“文革”的原因走入歧途，“但由于毛泽东赞成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倾错误进行纠正，从而使得‘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又逐步回到促进农业生产方面来”。谭首彰：《毛泽东与农业学大寨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5期。吴象则认为，1970年的北方农业会议，是农业学大寨的一个新起点。普及大寨县，强调阶级斗争，“使广大农村变成了斗私批修的大学校、大战场，天天大批判，处处搞斗争，造成了一种紧张、恐怖的气氛。”吴象：《“农业学大寨”的沉重教训》，《炎黄春秋》1998年第11期。
3. 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评价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的批语是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客观评价。报告同时指出，“文革”以来，大寨成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宋连生：《农业学大寨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基本否定说。孙启泰、熊志勇说，他们“以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用犀利的笔触挑开了这一极‘左’路线下‘穷过渡’典型的面纱，探索了大寨昔阳在狂乱中被推上神坛的轨迹，撕碎了这个荒诞的梦魇，还事物的本来面目。”吴象认为，大寨模式不仅同贫困落后联系在一起，而且意味着农民的血泪和灾难。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已经是二等公民，经过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想当二等公民也不可得了。吴象：《“农业学大寨”的沉重教训》，《炎黄春秋》1998年第11期。肖冬连认为，农业学大寨运动，不仅没有为中国农业找出一条出路，而且强化了人民公社的固有弊病。中央83号文件（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转发，不只是对大寨的盖棺定论，同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发展模式的终结。肖冬连：《一个时代的终结：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总结——大转折纪事之二》，《党史博览》2004年第11期。
既肯定成绩也否定错误，同时又有区别。一种是传统“一分为二”的说法，也是大部分学者的观点，以周德中的观点为例，他认为，大寨是以自力更生精神改变山村面貌的先进典型，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要肯定三方面：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不随便向国家伸手；大搞农业基本建设，改变生产条件；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群众。要否定的内容是，扩大化地搞阶级斗争，脱离实际地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限制农民搞家庭事业和发展集市贸易等。周德中：《毛泽东与农业学大寨运动》，《党的文献》1994年第4期，第41页。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要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放在整个党领导农业发展的长期的实践中考察，其肯定的成分就比较明显。程漱兰认为，“对传统体制下任何发展生产的努力，都不能鄙弃如帚，因为，正是这种努力，才发挥了旧模式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从而使新体制得以产生的物质条件趋于成熟，才促成了新旧转换”。“更确切地说，陈永贵和全体农民‘苦行僧’式的努力和贡献，是今天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253页。
谭首彰说，毛泽东希望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实现“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然而，毛泽东更深层的思想是要把农业学大寨运动与他的发展我国农业的基本构想结合起来，实现他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其基本构想主要包括：一是按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规律办事；二是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三是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倡导科学种田；四是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五是要从物质利益和思想政治教育两方面来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六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改造自然的斗争。这个基本构想的核心，是强调农民个人的主体地位及其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由此而论，农业学大寨运动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政治运动或生产运动，它实质上是毛泽东为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发动的一场“农民运动”。在具体到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评价上，文章认为至少应该有三个方面值得充分肯定。一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变生产条件。二是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群众，不搞特殊化，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和保证党的农业政策的贯彻执行，对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了积极的作用。三是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谭首彰：《毛泽东与农业学大寨运动》，《党史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5期。
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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