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三线”建设得失的评价
1991年1月26日，刘华清在国务院“三线”办第八次成员会上对“三线”建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年4月，江泽民在视察“三线”建设重点项目攀枝花钢铁公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西南物理研究院后指出，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来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做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1. 基本肯定“三线”建设
马英民认为，“三线”建设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都以超过一二线地区。这对于加速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次，“三线”建设在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的同时，着力对我国西南、西北内地进行综合性开发，有力地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科技繁荣和文化进步。第三，“三线”建设者们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传承。“三线”建设从总体上看，不仅没有错，而且是我国国防和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三线”建设作为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空前的壮举，即使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也是瑕不掩瑜，其留给我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丰富而宝贵的，值得我们倍加珍惜。“三线”建设的巨大功绩是永远不可抹杀的。马英民：《当代中国建设史上的创举——三线建设》，《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茂桐指出：“三线”建设尽管存在着许多问题，但仍然是我国基本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它为中国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客观上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无论是现在和将来，都是永远值得发扬的。茂桐：《三线建设：中国基本建设史上的空前奇迹》，《党史文汇》1999年第6期。
持本观点的还有孟仁忠、宋宜昌、钱敏、孙东升等人孟仁忠：《党的三代领导核心西部开发思想比较研究》，《军事经济思想》，2001年第1期；宋宜昌：《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钱敏：《谈西南三线建设》，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2. 基本否定“三线”建设
1980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以“三线”建设为例批判“左”的错误。认为我国在“三五”、“四五”时期，片面强调内地建设，忽视沿海建设，片面强调运输为国防建设服务，大搞“三线”建设，导致铁路新建投资大量增加，新建与改建的投资比例由“一五”、“二五”期间的13∶1，上升为6∶1。新建投资的比重适当提高一些是应该的，但提高得这样迅猛，则是不妥当的。同时，新建投资的80%又集中在京广以西，很多项目建成后运量不足，所形成的运输能力长期不能充分利用，投资效益很差。《提高运输业的投资效果》，1980年8月1日《人民日报》。
1981年2月20日，《贵州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认为：“我省成为大三线建设的基地之一，经济建设的‘左’的错误有增无减，大上重工业，大上基本建设，急于‘后来居上’，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 这篇文章被2月27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贯彻调整方针必须清理“左”的影响》，1981年2月20日《贵州日报》。
1981年4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和我们党的路线错误，经济工作中那套‘左’的东西更加横行无阻了。大小三线建设在林彪的‘山、散、洞’错误方针指导下，投资过多，使用不当，效果很差，损失浪费巨大。”由于论者的地位及文中将“三线”建设联系到林彪、江青集团，文章引起了震动。《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论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1981年4月9日《人民日报》。
周民良认为：尽管“三线”建设在落后地区建立了一批重大项目，对改变当地的经济面貌有一定作用，但错误的形势判断、错误的体制构架加上错误的区域布局，使得“三线”大规模的投资机会成本过高，大大延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如果“三线”地区的大量投资被安排在其他区域，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面貌可能会是另外的格局，除此之外，“三线”建设延续了“一五”以来重视重工业建设的问题，使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矛盾进一步加剧。周民良：《西部开发历史进程的回顾与思考》，《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2000年第19期。
徐焰认为：在现代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强调平战结合的科学态度，应该是着眼于提高国民经济由平时生产转化到战时生产的能力，而不能在一切情况下都要求以打仗的观点规划各项建设。仅大“三线”建设中因计划不周和上马仓促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就高达数百亿元，还留下长期经济效益低下的严重后遗症。当时我国为战备付出的代价还远远不能限于钱款支出的统计。将经济工作重心转入封闭偏远的“三线”，再加上“文革”等原因，与重大历史机遇失之交臂，这是一笔更沉重的历史性代价。因多年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在了应付战争的现实准备上，不仅影响到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且在国防建设中也往往以应急措施代替远景规划。徐焰：《“革命加战争还是和平与发展”——五十年来我国对时代特点的认识》，《百年潮》1999年第3期。
陈睦富认为，正常情况下，“三线”建设是合理的、应该的，但后来由于“文革”时期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由于对战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由于林彪集团的破坏和干扰,由于建设上马过急、规模过大,加上强调隐蔽、分散的原则，因而造成不顾国力负担和经济的综合平衡，突出战备，使得经济建设实质上转向半战争状态，使得经济布局变成了军事布局，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陈睦富：《“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历史启示》，《咸宁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3. 辨证看待“三线”建设
陈东林认为：“三线”建设的成就是主要的，首先，“三线”建设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东西方划分前后方的国防战略方针，建成了巩固的西部后方，成为保卫祖国安全、反对敌对势力入侵，打击分裂主义活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保障。“三线”建设建立的当代中国强大的西部国防工业基地，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和祖国统一的军事行动中，将发挥极其重要的军事作用。其次，通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差距再度得到缩小，初步改变了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在西部建成了一大批交通基础设施，新增了一大批科技力量，提高了西部的生产力水平。并且，建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初步繁荣。总的来看，抓“吃穿用”和抓“三线”建设都是国家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存在孰是孰非的判断，只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三线”建设的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但出现的失误与偏差也是不可忽略的。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
李彩华认为，可以说在微观与中观战术角度上存在着失误，但在宏观的战略角度来说是成功的，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三线”建设的历史与现实作用，一是成功地在我国内地建设起比较完整的国防工业基地，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对国家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二是确实改变了我国生产力布局过分畸形的局面，缩小了我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三是创造了进一步开发西部的物质力量和客观环境，有利于我国东西部优势的结合，它将对未来中国经济产生长远影响。“三线”建设存在的问题是：建设规模过大，战线拉得太长；违背客观规律，违反基建程序；选点过于分散，布局不尽合理；经济结构不合理，忽视生活福利；管理上自我封闭，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低。李彩华：《三线建设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任键、陈谟认为，“三线”建设取得了不可否定的历史成就：建成了相对独立的战略后方基地；实现了工业布局的纵深化，改变了工业基地布局过浅的格局；改善了中国西部的交通条件；大大增强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推动了“三线”地区城市的兴起和繁荣。“三线”建设的问题在于：规模太大，战线太长；布局分散，少数单位进山太深；施工过急，仓促上马，未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投资不配套，质量效益差，忽视各领域协调发展；重生产轻生活，职工福利欠账多；没有很好地贯彻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原则，忽视军民兼容和综合能力的开发，从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和军事经济的持续发展，等等。任健、陈谟：《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国防与经济建设史研究》2001年第1期。
李晓慧指出了“三线”建设的历史功绩：第一、三线建设在我国国土纵深地带建立起了强大的战略后方基地，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国防，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第二、“三线”建设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工业布局，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第三，“三线”建设改善了西部地区的交通条件，推动了“三线”地区城市的兴起和繁荣。同时还指出了“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第一，宏观布局的科学，微观布局的失调。第二，投资规模过大，施工操之过急，难免有些顾此失彼。第三，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军民兼容性差。李晓慧：《论三线建设的功过是非》，《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基本持本观点的还有：阎放鸣、汪海波、董志凯、吴江、邬翊光、赵士刚、谷振华、李久林等人阎放鸣：《三线建设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87年第4期；汪海波：《中国工业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董志凯、吴江：《我国三次西部开发的回顾与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邬翊光：《论沿海和内地生产力布局的协调关系》，《国土开发与整治》（创刊号）；赵士刚、谷振华：《对“三线”建设的历史分析》，《军事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李久林：《对三线建设评价问题的再认识》，《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5期。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作者二、三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