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分歧的几点评论
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没有形成共识，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 党史、国史、经济史学界存在着各说各话的情况
有些历史学家只从政治角度下结论，而某些经济史学者又比较片面地强调数据和量化分析，缺少对决策、战略的理性分析。不少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者，虽表示“濒临崩溃边缘”应有量化的标准，不赞成脱离经济数据去使用这一说法，但尚未与党史、国史学者用互补的方式进行共同研究，对“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没有使用统一的统计口径进行量化评估。比如“文革”到底造成了多少数量的经济损失，就众说纷纭。
1977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引用了这一数据。席宣、金春明据此认为，如果按照正常年份每100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文革”期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败掉了1949～1979年全部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同等的一份家当。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352页。
也有人指出，这里讲的“损失”实际是指少增长的数量，不等于没有增长，与实际“败掉了”“一份家当”毕竟不是一回事。从整体上来说，这种损失主要是指应达到的经济指标未能达到。用不同模式推算得出的“少增长”数字差异也颇大。即使按照正常年份每100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也要考虑各种因素，不可机械地比较。
在定量分析方面，胡鞍钢的著作很有特点，专门用一节“对经济损失的定量评估”进行了分析，采用的方法是将估计的中国经济长期潜在产出率与实际增长率相比较。结论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影响，1957～1978年期间实际GDP增长率为54%，低于75%～9%的模拟结果。”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0页。
2. 由于“文革”时期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对经济状况的分析不能完全机械、静态地用正常时期的经济数据来定论，必须动态地看到结构、效益上带来的危害。同时，也要把“文革”时期一些经济决策与建国以来的长远经济战略联系起来考察，而不应通通归咎于“文革”运动
有人认为，有些长期和宏观因素是我们评价“文革”时期经济状况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1）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投资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轻工业；处理积累和消费，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然后才能适当提高人民生活。这个原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有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
（2）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为保证自身安全而必付的代价。1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对中国发出核打击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绝不能用大规模战争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和国防建设是否“合算”。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遏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也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做出的牺牲。
（3）为调整经济不合理状况付出的代价。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以“文革”时期为主进行的“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20世纪70年代初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取得成就最大的时期，使农村的生产条件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为改革开放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自然灾害的侵袭提供了保证。那一时期蓬勃兴起的对外引进和农村社队工业，实际上也是80年代对外开放和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先声。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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