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的说法也有不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用“经济破坏”来评述“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书中还把“文革”与“大跃进”的经济做了对比，认为“大跃进”是“一场代价高昂的灾难”，而“文革”虽然在其高峰时期（1967～1969年）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实质上“只是一次严重的暂时干扰”，大多数国家都曾在某个时期经历过这种干扰。书中专门介绍了“文革”期间农村的小型工业发展，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006年12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了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的季度研讨会。会上李成瑞详细介绍了“文革”时期经济统计数字的由来，指出虽然国家综合统计在1967～1969年间中断了，但部门和地方的统计工作并未中断。财政、税收、银行、铁道、交通、邮电、商业、粮食、外贸系统一直在坚持或基本坚持统计，保存了重要资料。国家计委1970年5月14日通知，要求从5月起恢复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工业财务成本、物资库存等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部委收集、整理、补报过去三年的统计资料。经过一年半努力，核对了材料，纠正了某些夸大的产量数字，对数字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和鉴别。到1971年底，这三年数字基本补全。国家统计局将编出的《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69）》报送周恩来。总理看后非常高兴，要求立即印300本发送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统计局通知各地区各部门对十年内乱期间的数据再次进行核对改正。1980年内部编印《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时，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核对。到1983年出版《中国统计年鉴》时才第一次公开列入了“文革”十年的统计数字。因此，李成瑞认为：“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关于“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李成瑞指出，当时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是68％，国民收入增长率是49％，这样的增长率和以前的正常发展时期相比是低的，但就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看，并不算低。“文革”十年既有欠账，有严重的损失，也有积累的财富，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比如，“四三方案”的大规模引进就非常成功，对国内需要的项目选得准，达到了第二次世纪大战以后最高的水平。农业在1979～1984年连续五年增产，与此期大幅度增加化肥产量是分不开的。这也可看做是“文革”期间经济上的一个贡献。

　　胡鞍钢总体上持“有所发展论”的观点。他指出：“从1952年到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基本实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定的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迅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具体到“文革”时期，他指出：“1966～1976年，毛泽东的个人分力与中国现代化合力作用方向几乎相反，他的负面作用起主导作用，中国社会出现了十年动乱，经济增长率仅为61%。”但是，两者相比较，他认为，“毛泽东个人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作用为3%～4%，相当于这一时期（指1957～1976年）经济增长率的1/3～1/4”。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2页。

　　2007年2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出版。该书在第九章第三节中指出了中国自“一五”时期到1976年的20多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打基础的重要时期”。“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书中还指出：“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95页。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在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这个提法和过去相比增加了“一度”二字，和薄一波的1967、1968年“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说法比较一致。

　　以上可以看成是研究“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方面十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二、对分歧的几点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