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底，陈东林发表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进行了评述。陈东林：《研究“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几点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1999年5月，陈文经过压缩修改，以《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为题发表在《真理的追求》上，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陈文的主要观点是：从总体上看，“文革”时期国民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在年均增长率上，1967～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为71%，社会总产值为68%，国民收入为49%；在阶段发展指标上，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了99%，翻了1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从生产水平看，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0、33、444～447、364页。工业交通方面，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三线建设建起了一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以及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等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1972年起批准实施的“四三方案”，动用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西方和日本引进26个大型先进成套技术设备，建成了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石油工业在1966～1978年的原油产量年递增186%，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农业方面，1976年与1965年相比，在全国耕地面积下降41%、人口总数增加292%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由19453万吨增加到28631万吨，增长472%，人均占有量增加142%。科技方面，第一枚核导弹、第一枚氢弹、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次回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均在这一时期研制成功，袁隆平等培育的杂交水稻优良品种的推广、秦山核电站的兴建，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

　　陈东林的观点虽未见商榷文章，但据郭德宏2002年的一篇综述讲，也有学者对之提出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文革”时期的经济虽然保持了一定增长速度，但这是靠多投资、多用人和单位产品的高消耗取得的；有的指出这个时期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文革”的功劳，而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反对“文革”的动乱，坚持生产的结果；有的认为“文革”时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政治对经济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存在巨大的波动性和曲折性，发展很不正常；有的认为虽然不一定再说“文革”时期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也不宜过分肯定其成就，因为如果不搞“文革”，经济的发展肯定会更快、更好。郭德宏2002年10月在日本庆应大学所作的学术报告的讲稿《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研究概况》。见郭德宏主页http：//www1921cn/new/zjsq/guodehong/viewasp？id=355。

　　这一时期，朱佳木的《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朱佳木：《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6期。和《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朱佳木：《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4期。，也涉及对“文革”时期经济建设的评价。文章认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在“文革”时期“尽管遇到了干扰，但并没有停滞，而是在继续发展”。例如，大批铁路、油田等工业基础设施的建成，“三线”建设对内地工业不合理布局的改变，航天、核工业等国防科技和工业的长足发展，地方五小工业的兴起，等等。“文革”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那时我们党把工作重点虽放到了阶级斗争上，经济建设受到干扰，但并没放弃工业化的目标。例如，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代表党和国家重申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包括第一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邓小平主持1975年经济整顿及制定国家“十年远景规划”，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文章还指出，“文革”的经济建设受到的干扰来自两方面，除了要求生产为“革命”让路外，还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造成重大比例失调。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本来可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这两篇文章虽不是专门研究“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但却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2006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文革”史研究座谈会上，学者们对“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评价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

　　赞同“崩溃边缘论”学者的主要观点是：“濒临崩溃边缘”不能单纯从统计数字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各种经济关系严重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极度降低等；“文革”时期的经济统计数字不准确；“文革”结束后各地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确实出现了不改革不行的危急状况，全国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邓小平在1978年也曾用过“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

　　不赞同“崩溃边缘论”学者的主要观点是：研究国民经济状况要根据统计数据下结论，“濒临崩溃边缘”究竟应当如何量化可以研究，但不应是发展速度增长和总量提高；“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很低，除了动乱影响外，也含有为工业化付出的代价；1965年周恩来宣布国家战略目标第一步要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叶剑英国庆讲话宣布我国已实现了这一目标，2001年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讲话中又回顾了这一历史成就，如果说这是在“濒临崩溃边缘”中完成的，无法解释；邓小平曾用“濒临崩溃边缘”并不代表他的评价。有资料证明，1981年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根据邓小平意见，胡乔木否定了第四稿写进“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