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时期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目前学界大体接受“三落两起”的说法：1967～1968年国民经济受到“全面内战”破坏而急剧恶化，出现倒退；1969～1973年国民经济在战备需要和高速度、高投入的支持下，有所恢复和发展；1974年因“批林批孔”运动严重冲击，国民经济再度出现困难局面；1975 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四五”计划得以完成；19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等的影响下，经济再次陷入低谷。也有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前五年从急剧恶化到缓慢恢复，后五年从畸形发展和调整到起伏动荡。马洪等主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对于“文革”时期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损失已取得共识。有论者指出，“文革”十年经济上的每一次起伏，都同政治上的干扰和反干扰、破坏和反破坏密切相关。陈雪薇：《经济建设的停滞、倒退以及历史教训——评“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济建设》，《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陈东林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武斗、造反、打砸抢、停工停产等政治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了直接的有形的巨大物质损失；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没在应有发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同1953～1966年和1977～1982年的平均速度相比，都是比较缓慢的；经济效益大幅下降，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和多消耗取得的，时间也大为延长；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人均年消费粮食1976年低于1952年水平。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下降，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造成了严重欠账，配给票证比“文革”前又有增加。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739～744页。

　　但对损失程度存在分歧。一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以下简称“崩溃边缘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虽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仍有所发展（以下简称“有所发展论”）。此外，境内外还有一些舆论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不是“濒临崩溃边缘”，而是“已经崩溃”。

　　一、分歧与讨论

　　“崩溃边缘论”最早见于五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报告为什么要把“崩溃的边缘”界定为1974～1976年？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提出“四人帮”是在1974年。1978年在“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下，对整个“文革”还是肯定的。这个说法显然不合乎实际，因为不仅“分田单干”、“资本主义复辟”等被作为“崩溃边缘”的内容，就连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而取得重要经济成就时期也被包括在“崩溃边缘”了。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说：“‘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1979年1月6日，胡乔木在中国社科院全院大会上说：“到了1976年又受到‘四人帮’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名义下进行的一次更加疯狂的破坏。这次破坏越过了历史上历次的破坏，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这些说法明显是前面说法的延续。

　　以后，“崩溃边缘论”开始发展为对整个“文革”时期的评价。有论者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352页。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此后，学界开始出现了“有所发展论”。

　　1993年，薄一波指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纵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13页。

　　学界的争论始于1996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举办的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出版座谈会。会上，陈东林在高度评价该书的前提下，针对该书说“文革”十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从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无论以当时的工农业总产值计算还是换算为现在的社会生产总值，都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总量上与1965年相比也有较大提高，因而“濒临崩溃边缘”是不准确的。

　　王海光认为：“近来有论者通过对‘文革’中国民经济的发展数字的分析，对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文革’初期的经济可以说是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但纵观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王海光：《“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大部分学者不赞同孤立地用数字说明“文革”经济发展的观点。持此论者指出，“文革”造成了三大危机：即单一公有制和行政管理军事化的经济体制危机；教育水平继续下滑和轻视知识分子的人力资源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物资短缺和人口逆向流动的贫困化危机。认为说“文革”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是指国民经济不能正常运转，宏观管理混乱、微观发展动力不足的僵化状态而言。这是比具体数字更具根本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