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历史条件

　　刘国光说：改革开放以前，除了比较短的一个时期，如“一五”和调整时期外，经济发展战略总的来说就是要快，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导，强速赶超英美。应该说，强速发展战略是有成效的，但也带来一些具体问题。刘国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4期。李明星认为，带有上述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发展机制渐弱、要素效率低下等综合“后遗症”逐步显现。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处于高度疲劳状态，难以继续支撑以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以牺牲经济效益和长期利益为代价的超高速工业化发展，探索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成为紧要的现实课题。李明星：《经济战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4页。

　　刘光杰分析说，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实行这样的经济发展战略，不是偶然的，它有一套理论观点做基础：（1）强调速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2）片面理解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3）强调经济工作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把经济效益放在从属地位。（4）片面强调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一个规律，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把消费放在不重要的位置。（5）在“一五”计划时期以后，鼓吹积极平衡，反对消极平衡，主张按长线产品平衡，人为留有缺口，忽视综合平衡等。刘光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0页。

　　刘国光说，经济工作之所以长期存在“左”的错误，同党的指导思想没有从客观实际出发，对基本国情没有清醒认识有很大关系。《刘国光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页。

　　李践为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从历史和现实上升到理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许多新的飞跃，突出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党中央果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坚定地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于我国阶级斗争状况和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又作了理论上的论证。二是对国情和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再认识。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十项经济建设方针”，强调“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马齐彬、陈登才、陈威：《从历史和现实上升到理论的光辉文献——学习十二大文件的体会》，《中共党史研究》1982年第6期。

　　韩钢认为，经济理论大讨论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最先对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理论进行了清理和批判，而且它的意义超过理论范围，对当时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韩钢：《最初的突破——1977、1978年经济理论大讨论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张湛彬认为：从1977年初开始，经济理论界率先对“左”的错误理论进行剖析，胡乔木、薛暮桥、孙冶方、邓力群、于光远、马洪等理论家、经济学家都提出很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思路。党内高层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也在反思、商讨，并孕育着新的突破思路。张湛彬：《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李正华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具有很大意义，不仅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重心转移做了思想准备，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大规模改革开放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李正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领域思想解放的表现与特点》，《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张向东等人提出，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正确战略抉择。张东向、刘福军：《浅谈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8期。曹应旺认为，陈云在经济战略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得到邓小平的大力支持。在邓小平和陈云的携手推动下，经过1979～1981年的经济调整，不仅国民经济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曹应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对陈云财经工作的评价》，《党的文献》2005年第4期。

　　四、经济战略转变的主要内容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