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这场批判运动的影响的分析

　　1. 学者们一致认为，这场批判运动对俞平伯造成了伤害

　　苗怀明认为，运动的直接后果是俞平伯学术研究黄金时期的过早结束，其后，除在运动开展前就已大体完成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陆续出版外，他再没有重要的红学成果面世。1966～1986年，他在20年间不公开谈论《红楼梦》，彻底沉默。苗怀明：《青史凭谁定是非——从学术史角度对1954年批判俞平伯运动的重新考察》，《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1期，第221页。

　　2. 关于这场批判运动对红学研究的影响，不同的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观点

　　持否定观点的人不约而同地认为这场批判运动不利于红学和学术的发展。胡绳认为，1954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胡绳全书》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25页。苗怀明认为，这场批判运动之后，红学“喧嚣的背后是萧条”。虽然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使红学研究热了一阵，但仍不能改变红学研究高度政治化的基本局面，实证式研究独霸红坛的局面有不断强化的趋势，但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红学文章无法构成良性的学术积累。苗怀明：《青史凭谁定是非——从学术史角度对1954年批判俞平伯运动的重新考察》，《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1期，第222页。

　　持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这场运动使由少数文化精英所品味的红学成为大众所谈论的显学，推动了红学史的转折。刘梦溪认为，新红学提升了红学的地位和水准，使红学越来越精英化了，不是任何学人都可以轻易问津的。全国解放后，《红楼梦》一下引起那么广泛的注意，吸引了那么多的研究者，不能不认为与1954年的批判有直接的关系。刘梦溪：《红学三十年》，《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有的论者认为，1954年的批判运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红学，是红学史上的第二次飞跃。龚育之、宋贵仑认为，毛泽东等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以其政治眼光及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的运用，为《红楼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独特的视角，是红学史上的一大转折。平心而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和评价以往的红学研究的新问题、新任务。如果说红学史上第一次飞跃是20年代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新红学”的建立，那么，红学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应该说是50年代以李、蓝为开端的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新红学”的建立。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9页。

　　张锦池认为，小说批评派红学以其对“历史—美学”批评的认知由攻考证派红学“自传”说之隙而成为红学的主流，亦犹如考证派红学以其翔实的材料由攻索隐派红学“影射”说之隙而成为红学的主流，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红学发展的要求。这一红学更新转折期的开端，应以李希凡、蓝翎与俞平伯论战初始时的相伐相彰为标志。张锦池：《〈红楼梦〉研究百年回眸》，《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6期。

　　还有的学者认为，就这场运动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导红学研究也存在问题。龚育之、宋贵仑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读《红楼梦》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但是不要把这当做唯一的视角而排斥其他。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民主的、和谐的气氛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红楼梦》，而又容纳各种层次和各个方面的研究，才能促进“新红学”的健康发展。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6页。杜敏认为，这场运动虽然从原则上区分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区别，但却割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其他文艺理论的联系，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自我封闭性，马克思主义的绝对一元化也使得其长期单一化，并且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曲解与摧残，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术的发展。杜敏：《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的回顾与反思》，中共中央党校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3. 关于这场批判运动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