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1954年发动批判运动的历史背景的观点

　　首先，许多学者分析了建国前后的历史背景、政治环境、思想条件，指出这场批判运动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但角度不同，观点各异，重点有别。

　　许多学者认为，建国初期由于两大阵营的对立，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是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无疑，除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外，毛泽东也会考虑到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激烈较量、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问题。毛泽东发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也非偶然。《关于建国初期两场文化问题大讨论的是与非——访李希凡》，《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6期。黎见春认为，这场批判运动由文艺争鸣、学术讨论开始，到政治批判、政治斗争终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转型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惯性作用。黎见春：《试析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批判的特点》，《天府新论》2004年第4期。

　　许多学者从建国初期党对意识形态整合的角度，论证了这场批判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陈晋认为，一个新的国家形态建立的时候，过去的国家意识形态自然难以满足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在思想文化上来一次或大或小的整合，诚为历史的必然。陈晋：《毛泽东与社会主义文化转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孙玉明认为，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运动，虽由一系列偶然性因素所触发，但却存在着极大的必然性。1951年关于《武训传》的讨论没有充分展开，1952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收效甚微，1954年毛泽东抓住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大批判运动，以实现他多年来以马列主义统一人们思想的宏伟构想。孙玉明：《毛泽东与〈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辑。

　　还有的论者认为，这场批判运动爆发的真正原因主要是毛泽东与胡适的冲突。具体地说，这是一场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的、借批判俞平伯等人的《红楼梦研究》来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清除胡适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在中国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实现思想大一统的运动；是一场由学术层面扩展到政治和文化生活层面的批判运动，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饶道庆：《一本特立独行的书——孙玉明〈红学：1954〉评点》，《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杜敏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树立了一个以政治运动形式来解决思想问题的范例。这样，运用群众性运动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成为一种惯性、一种程式。杜敏：《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的回顾与反思》，中共中央党校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其次，许多论者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角度、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方面，提出了这场批判运动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但不同的观点表达了不同的倾向。

　　李希凡认为，一切非无产阶级立场的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民族立场、爱国立场转变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这是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的争夺战。《关于建国初期两场文化问题大讨论的是与非——访李希凡》，《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6期。

　　有的论者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导致这场批判运动的发生。杜敏认为，由于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思想定势、价值取向、生活态度、道德标准、心理状态与共产党对他们的要求有相当的距离，党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不信任，并且对建国后知识分子思想进步认识不足，致使知识分子政策有着很大的缺陷，即忽略了对知识分子的依靠，仅仅强调团结、教育、改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杜敏：《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的回顾与反思》，中共中央党校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再次，有的学者还分析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价值与缺陷，从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科学的角度，提出这场运动的发生也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李希凡从两种思想体系解读《红楼梦》的区别出发，认为所谓“红学”总是纠缠于烦琐的考证与索隐，而不去探究它的时代意义、思想艺术成就、文学史上的贡献，有时甚至有意地贬低它，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唯心主义的图解。他和蓝翎从批评《红楼梦简论》开始，进而对《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以及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诸多观点进行了商讨，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红楼梦》的时代历史意义及其伟大成就，做出他们的理解和评价。《关于建国初期两场文化问题大讨论的是与非——访李希凡》，《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6期。

　　苗怀明则认为，李希凡、蓝翎在红学界的出现并非偶然，依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红楼梦》注定要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这种主流地位的取得与当年胡适开创新红学时颇为相似，那就是先要推倒先前的红学研究，破而后立，因此与新红学的交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苗怀明：《青史凭谁定是非——从学术史角度对1954年批判俞平伯运动的重新考察》，《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1期，第208～209页。

　　有的学者还从毛泽东、李希凡、蓝翎的红学观与俞平伯的红学观的差异的角度，从毛泽东与“两个小人物”性格相似的角度，说明这场批判运动发生的必然性。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许多观点，毛泽东都是不赞成的。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所以毛泽东才那么重视，抓住不放，要求引起全党注意。从两个青年人批评权威人物的文章受到冷遇和压制这件事情中，他认为党内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这是不能容许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二、对这场批判运动的性质和最终指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