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胡风事件的影响和教训

　　如何估计胡风事件造成的影响，如何总结胡风事件留下的教训，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作为一起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案，对胡风等人造成了长时间的严重伤害，其中确有许多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记取。但是，胡风事件作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起特殊案件，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做出正确的总结，得出有益的教训。

　　林默涵对其中的教训作了比较深刻的总结，主要谈到了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绪，法制不健全，对于思想上的认识分歧和学术上的不同观点采取了群众批判的方式等。他认为：“毛主席正是总结了解放后多次思想、学术批判运动（包括胡风批判）的经验教训，所以在1957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林默涵述、黄华英整理：《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康濯也谈到：“在学术和理论的斗争当中，最后搬出私人之间的信件作为反革命政治定性的根据……这在今天看来显然可以肯定是不妥的，这正如不能把私人之间聊天谈话中随便讲的一些话都当作每个同志政治表现的根据那样。”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1989年11月4日、18日《文艺报》。即使是一些曾经遭受迫害的“胡风分子”，也大多能比较客观地认识这一事件的教训。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研究者似乎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对胡风事件的反思与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上，形成了多角度的透视……对胡风事件的反思，也就是对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的反思。对胡风人格精神的反思，也就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精神状况的反思。研究者试图通过胡风，建立一种与当代文艺政策、社会制度的对话关系”张大伟：《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述评》，《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林贤治林贤治：《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上、下），《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4、5期。和万同林万同林：《1995：胡风事件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是这种“反思”的典型代表。

　　林贤治不承认胡风事件发生的特殊历史条件，而把胡风事件作抽象化的延伸，认为“如果不拘限于胡风‘集团’案发生的短时段，应当承认，作为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仍然与我们处于同一个大结构里。它以血和生命书写如下主题：自由，民主，正义，人道主义。这是人类的基本主题，也是永恒的主题”。他把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庸俗化为“权力与文学”的关系，认为毛泽东与胡风的斗争，是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冲突，是“权力话语”的冲突；周扬与胡风的关系，与其说是宗派主义作祟，毋宁说是权威主义或霸权主义更合适、更准确。他提出：“国家到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人类的精神生活？权力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文化的仲裁者？……用‘双百’方针取代国家大法，对精神文化活动进行任意规限，正如同把文化一律视为‘阶级的文化’，划归‘意识形态’，然后进行政治干预一样，是不可能不产生悲剧的。”这些观点显然早已离开了胡风事件本身，只是借题发挥以表达他对中国现实文化制度和文化政策的批判。

　　万同林将胡风事件的起因曲解为“胡风所固守的知识分子人格及话语权的独立性，恰恰触碰了意识形态取向的中心环节，从而引发直接冲突”，并将这一事件夸大为“取消知识分子的独立话语权”和“消灭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利用‘不断革命论’以求‘消灭’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及其话语权，就不能不上升到政治运动的高度，运用国家机器进行打击斗争的方式求得问题的解决”。他认为，胡风事件为历史遗留下的巨大悲剧，“伴随着‘舆论一律’的人文环境和社会氛围的广泛形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被迫丧失与自我迷失，独立话语权迫近消亡”。作为文章的结论，万同林认为：“胡风事件为20世纪中期以后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提供了标准的运动范式，并在其后数十年间的流变中作为元典与之同构……对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心态及其命运都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种所谓对胡风“知识分子人格的解构”，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思想动态。在胡风事件的当事人和亲历者逐渐逝去、胡风事件的科学历史研究极其薄弱的情况下，这些脱离历史条件、违背历史事实的错误观点很容易造成不良影响。“胡风事件的个案研究刚刚开始。更高的目标应当是通过这种研究来探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构建过程中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温儒敏为《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所作的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Ⅵ页。这一观点正确地指出了总结胡风事件经验教训的正确方向。

　　五、关于胡风事件的复查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