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胡风事件的起因问题
胡风事件的起因问题主要是指胡风问题如何从文艺批评、政治批判演变为“反革命集团”案的。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许多当事人和亲历者都感到十分困惑,研究者更是众说纷纭。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里说到:“胡风事件写的人较多,书出了不少。这些事说起来比较麻烦。”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中说:“这是一个事先谁也没有料到的问题,我回答起来也不大容易。”《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编选:《我亲历的文坛往事·忆大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页。舒芜事后也多次讲到:“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周扬他们也没想到。”晓风主编:《我与胡风》(增订本)(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4页。绿原在一篇文章中对胡风事件起因作了综合的分析,指出:“‘胡风事件’作为一种综合效应来看,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别文艺领导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和最高领导人的失实判断,也有胡风本人性格上如鲁迅所说的一些缺点和局限性,同时出现了一个舒芜。”绿原:《试叩命运之门——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编选:《我亲历的文坛往事·忆大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5页。讨论比较热烈的主要是关于宗派主义、舒芜上交胡风信件和毛泽东对胡风事件性质的认定问题。
关于宗派主义问题。胡风事件的错综复杂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掺杂着浓厚的人事方面的纠葛。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说:“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看,是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吴永平:《细读胡风“给党中央的信”》,《书屋》2004年第11期。。《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则认定:“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从个人野心出发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是反对和抵制党对于文艺运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党文艺小集团争夺领导地位的活动。”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1980年,中共中央为胡风案件平反时仍认为:“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1页。1988年的平反文件才指出:“在我国革命文学阵营的发展历史上,的确存在过宗派的问题,因而妨碍了革命文艺界的团结。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时间长,涉及的人员也较多,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还有不同的状态和变化。从胡风同志参加革命文艺活动以后的全部历史看,总的来说,他在政治上是拥护党中央的。因此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做出政治性的结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宗派主义”的政治结论撤销了,但其影响在若干当事人的回忆和一些研究成果中仍有比较强烈的反映。
关于舒芜上交胡风信件的情节和影响。关于舒芜上交胡风的私人信件、最后编成“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的具体情节,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中述及,舒芜发表了《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舒芜问答、奚纯整理:《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当时的《人民日报》编辑叶遥发表了《我所记得的有关胡风冤案“第一批材料”及其他》叶遥:《我所记得的有关胡风冤案“第一批材料”及其他》,1997年11月29日《文艺报》。,三者说法各有出入,以舒芜和叶遥的说法比较接近郑也夫:《我之“舒芜观”及其他》,《博览群书》2001年第5期。。关于舒芜上交胡风信件的影响,林默涵认为:“对胡风的批判,所以从文艺思想问题急转直下地一变而为政治问题,是与舒芜交出的那批信件密切相关的……我认为这是毛主席将胡风小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原因。”林默涵述、黄华英整理:《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也有人断然认定:“舒芜只有一个,没有他,就没有这样发生的‘胡风集团案’。”张业松:《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书屋》2000年第11期。涉及舒芜上交胡风信件的另一个问题是“将私人通信用于公共事务”,吴永平撰文认为:“当年胡风和舒芜利用私人通信互加罪名,从法制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有点‘盲’。”吴永平:《细读胡风之〈关于舒芜问题〉——兼及“将私人通信用于公共事务”问题》,《江汉论坛》2005年第11期。
关于毛泽东对胡风事件性质的认定。胡风的被捕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性质的认定,都是出自毛泽东的决策,但是对于毛泽东做出这一决策的背景和考虑,有着许多不同的认识。康濯认为:“毛泽东究竟是根据什么把胡风定为反革命的呢?我认为这主要还是因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造成的。……开始对毛泽东把胡风定为反革命还接受不了,但因为把主席所有指示都看成是英明正确,所以后来就努力不断地提高认识,使自己逐步接受毛泽东的思想,也逐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接受了胡风是反革命的结论。”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1989年11月4日、18日《文艺报》。林默涵认为:“胡风一案的产生,与我国法制不健全和对毛主席个人崇拜情绪的滋生也有很大关系。”《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编选:《我亲历的文坛往事·忆大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也着重强调:“当时,毛泽东在思想上存在着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的‘左’的情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页。此外,王康认为:“中央十人小组的领导陆定一和罗瑞卿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王康:《我参加审查胡风案的经历》,《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四、关于胡风事件的影响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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