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曲折发展的原因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末，学者们开始从多个视角出发研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曲折发展的原因，观点存在很大分歧。主要观点有：（1）认为知识分子政策曲折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曲折发展，而直接原因则是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定的两重性标准，即一方面从经济地位上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从世界观角度出发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的。宋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演变的理论透析》，《池州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2）认为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把知识分子作为依靠力量来对待。深层原因在于：一是党的性质和党内矛盾使然。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党组织的巩固、发展以及目标的实现主要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只能作为工农以外的同盟军来对待，这就决定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把知识分子作为团结、争取的对象，作为有别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同盟军来对待；二是传统的社会心理因素影响，人们长期形成的小生产观念认识不到科学知识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形成了轻视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三是共产国际和前苏联的影响，如“马哈伊斯基主义”和“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理论的消极影响；四是政治原因，即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容易产生以党代政，以人治代替法治的消极影响。李玉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曲折发展的历史原因》，《前沿》2005年第4期。（3）认为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执政党构建的不同的执政合法性模式密切相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近30年间，由于执政党把执政合法性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忽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导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脱离物质生产过程，即知识分子长期与社会生产体系分割开来；而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经济绩效合法性基础，才使知识分子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吴小妮：《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构建》，《烟台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4）有学者认为，从时间层面考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现代化建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休戚相关的对应关系。当知识分子政策正确时，现代化进程就顺利，反之现代化的发展则会出现曲折，乃至倒退。从理性层面考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现代化进程之间具有互动性。这种互动性有可能是协调一致的良性互动，也可能出现失衡。杨乔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现代化关系的理性探讨》，《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有的学者从研究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知识分子思想出发，说明知识分子政策的不断调整，源于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探索。认为从总体上说，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的形成起了开拓作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并进行了新的探索；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做出了进一步创新与发展。

还有学者着重研究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政策产生的重大影响。研究认为，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知识分子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属于小资产阶级，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党对知识分子要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科学文化方面要实行“双百”方针；知识分子应走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应当努力做好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培养工作。孟庆俊：《浅议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宁夏党校学报》1999年第5期。有学者还认为，毛泽东提出“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的思想，是对自然科学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功能的全新概括。吴敏先、张士海：《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思想的比较研究》，《东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5期。这些都是党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依据。但是，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失误，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学者们对失误的表现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在认识论上，把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命题片面化，抹杀了知识分子在认识形成过程中的价值；在方法论上，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定上，片面地夸大了家庭出身与社会影响的作用；在知识分子观上，简单地把知识等同于像生产资料那样的物质财富，错误地批判了所谓“知识私有”，从而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占有庞大私有财产的“精神贵族”，放在打倒之列。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257页。也有学者认为：对知识分子实行主观性的估计，具体就是对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估计和对当时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对知识和知识分子产生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最突出的就是认为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由“工人阶级一部分”转变为“两个剥削阶级”的一部分，在“文革”中，知识分子还被戴上所谓“臭老九”的帽子，遭到排斥打击；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并逐步升级。陈雪薇：《说不尽的毛泽东》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这些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判断、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不当和对知识分子缺乏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都是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出现失误的重要原因。

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思想，认为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三篇讲话，是建国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1951年讲话的特点是献身说法的人格魅力，1956年讲话的特点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1962年讲话的特点在于拨乱反正的政治勇气。龚育之：《周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周恩来在党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第一次对知识分子的现状和阶级属性做了正确的估计，并提出要改善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要信任、帮助知识分子等。高宏：《建国后周恩来与我国知识分子政策发展变化之研究》，《教育与职业》2004年第18期。周恩来还提出了文艺工作者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知识分子要重视自己的思想改造、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熊吕茂：《论周恩来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贡献》，《湘南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五、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历史经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