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研究讨论的几个热点问题的述评

　　1. 关于“双百”方针与“二为”方向的关系

　　有些人认为“二为”方向影响“双百”方针的实施，有些人不赞成用“二为”方向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

　　周扬对为什么今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作了解释，他说：“因为这种提法不完全符合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历史，而且容易产生流弊。”“文艺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中影响有大小、强弱、久暂的不同，但起最后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基础。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既否认了经济基础的最后决定作用，也否认了上层建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文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的独立性。”周扬：《一要坚持二要发展》，1982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胡乔木指出，两个口号“根本的不同在于新口号比旧口号在表达我们的文艺服务的目的方面，来得更加直接，给我们的文艺开辟的途径，更加宽广”，“二为”的提法“比‘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更本质”。某些没有倾向性或者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文艺作品也仍然要存在和发展。只要是合乎美学标准的，也能够在一个方面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250页。

　　不少学者对此也作了论述。荀春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一文中指出：“二为”方向是社会主义文化安身立命之本，“双百”方针则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之路。二者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总方针。离开“二为”方向搞“双百”，就可能出现自由化；而抛开“双百”方针，只强调“二为”方向，又可能造成单一化。二者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荀春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李学泰主编《当代中国思想解放大论争》第2卷，南方出版社1998年版。

　　魏天祥在其《文艺政策论纲》一书中也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二为”方向“是表述和决定文艺方向和性质的总政策”，“双百”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繁荣的总方针”，“这两大方针政策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缺一不可的”。魏天祥：《文艺政策论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7～89页。

　　2. 关于是否要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问题

　　有人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定名为“一种在高度集中的政治强权下生产出来的名为文学理论而事实上则是反文学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指责为一种对社会、对作家、对创作、对文艺本身有害的东西。一个时候，曾经流行过这样一个“问答”：文艺是什么？——“不是什么。”作家艺术家为什么要创作？——“不为什么。”一些人主张“文学就是文学”，要获得创作自由，就得完全脱离政治，让“文学回复到自身”。把“双百”方针曲解为脱离任何原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的方针，谁也不能批评或干涉。

　　卫建林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中指出：按照这种曲解，“双百”方针“不仅被看作是允许无限制地发表各种错误言论和作品，甚至具有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的错误言论和作品的方针；而且被看作是为这种错误辩护或拒绝对这种错误进行有原则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仿佛‘双百’方针是承认和容许所谓的‘绝对自由’”。文章指出，不能把“双百”方针看成是党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唯一的方针。它同党的其他工作，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有必然联系，比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应该成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宗旨，一切共产党人奋斗和生活的宗旨。“双百”方针“只有在同这种目标和宗旨相联结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各族人民的要求相适应”。因此“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前进，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科学文化领域的‘百家’中，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同其他各家平分秋色的学派和思潮，而应是毋庸置疑地居于领导地位”，“党的领导是思想政治的领导，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导”。卫建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红旗》1981年第22期。

　　艾斐在《文艺的功利性与社会主义文艺的崇高使命》中指出，文艺有没有功利性，这是由文艺自身所具有的性质、特点和功能所决定的，区别只在于不同的文艺具有不同的功利性，即使是同一类型和同一品位的文艺，其实现功利价值的方法和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而绝非没有功利性。他论证：“文艺的功利性不仅是必然的、普遍的，而且是不可排除的。”艾斐：《文艺的功利性与社会主义文艺的崇高使命》，《求是》199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