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双百”方针讨论和研究得比较多的是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至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前一年左右的时间，本文简称“50年代中期”。在这一时期，“双百”方针得到系统的论述和初步的贯彻执行；二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前后至90年代初，“双百”方针得到充分、深入的研究和认真、切实的贯彻，并有所发展。本文对这两个时期的研究情况作简要述评。

　　一、两个时期对“双百”方针的研究状况

　　1.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研究

　　（1）“双百”方针的提出和阐述。1956年四五月间，毛泽东正式提出“双百”方针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1页。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近一年时间对“双百”方针的讨论、研究十分热烈。为什么要提出“双百”方针，怎样理解它的内涵以及怎样贯彻执行，是这一时期讨论和研究的热点。

　　这一时期发表的专论“双百”方针的文章、讲话大约有130多篇。当时文化界、科技界的主要领导人、知名人士郭沫若、陆定一、茅盾、周扬、林默涵、陈荒煤、夏衍、范文澜、钱伟长、费孝通、竺可桢、傅鹰、马寅初、黎锦熙、贺麟、吕骥等都发表了感想和意见。可以看出，大多数人是热烈拥护这个方针的，但是在某些问题上有怀疑、有顾虑、也有争论。

　　“双百”方针提出后，毛泽东结合贯彻中的实际问题，对“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和必要性，对“双百”方针的性质、内涵和政策原则，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成为研究者们讨论研究的指导思想；陆定一对科学界、文艺界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是关于“双百”方针提出的依据、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要求及相关问题的权威性发言。报告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双百”方针提出后讨论、研究的主要问题。第一，关于怎样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当时社会人士，特别是学术界关心和议论的一个中心。1956年5月18日，九三学社召开座谈会。30多位参加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发言，热烈拥护这个方针，并且表示要以学术上的努力来贯彻这个方针。他们提出，在学术上一定要争，争论才能发展；要学习一切国家的科学成就；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勇于提出争论。《大胆开展自由讨论，做到“百家争鸣”》，1956年5月21日《光明日报》。

　　关于“百家争鸣”的讨论和争论集中在以下各点：详见《略论“百家争鸣”》、《六百多位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讨论“百家争鸣”》等一组文章，参见《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6期，第66～69页。关于“百家争鸣”的性质、目的和作用；实行“百家争鸣”要不要有所限制，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唯心主义是否有自由争鸣的权利；关于实行“百家争鸣”的外部条件。

　　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略论“百家争鸣”》，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发表看法。文章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国家活动和文化科学的指导思想，这是已经确定的。但是，在学术问题上，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有人不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或达到了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结论，他仍然可以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是不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或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也要看各人自愿。”“争论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相互之间，也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友人之间，还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之间，这些不同的争论都各有不同的基础，不能强求一律。”

　　第二，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及其后的讨论。8月10日，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这是中国生物学界李森科派和摩尔根派首次聚在一起进行交流。座谈会的目的是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打破片面狭隘的见解，使遗传学在中国健康地发展。参加会议的有130多人，56人作了发言，改变了过去两派对立、一家独鸣的不正常现象。会后，西方的遗传学著作重新开始翻译出版，摩尔根遗传学研究也开展起来。

　　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登载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毛泽东读后即让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并亲自写了“本报编者按”，说“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页。毛泽东替作者换的题目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个题目既是对“百家争鸣”作用的阐释，也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概括。

　　1956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邀请党内外科学家和学术、艺术工作者60余人举行座谈会，会上，陆定一根据中央的意图，就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提出五点意见。陈清泉、宋广谓：《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33、434页。

　　第三，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利还是有害的争论。“双百”方针提出后，党内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顾虑。集中代表对“双百”方针有怀疑和否定情绪的，是陈其通等人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文章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二是“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三是“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只注意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不注意去培植和保护新花的‘百花齐放’是不完全正常的”。表示“压住阵脚进行斗争”。

　　毛泽东在1957年３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多次批评陈其通等人文章的错误观点。指出：该文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95页。

　　当时，《文艺学习》组织了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上，篇名后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一些人指责作品不真实，说在北京市“从书记到区委常委都是这样的人物，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果然有这样的区委会是不可信的”。

　　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和陈其通等人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处于一种好似乍暖乍寒的早春天气的状况。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正是当时知识分子这种心态的反映。费孝通从切身感受，回顾广大知识分子在“双百”方针感召下，从原先“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转变为“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的过程。他认为，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状况，可以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反映出其深为忧虑的心情。

　　毛泽东对陈其通等人的批评，广大文艺工作者是拥护和赞同的。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辽的文章《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这是学术界最早的一篇批评陈其通等人的文章。3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茅盾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指出他们对文艺形势的估计是不符合事实的，批评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让大家来‘放’，来‘鸣’，开展自由讨论，从讨论中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

　　贯彻“双百”方针以后，文化科技界取得了显著成绩。可惜，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双百”方针的贯彻一再受阻。

　　2.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