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会议评价的分歧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首先就对理论务虚会进行了评价，他说：“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159页。应该说，邓小平的评价是中肯、公道的。正因如此，胡耀邦在会议的结束语中才称赞小平的讲话使得整个会议开得相当圆满。绝大部分的研究者也都赞同邓小平和胡耀邦对会议的评价，而且他们用新时期的实践证明，当年邓小平的评价以及胡耀邦对邓小平讲话的分析都是站得住脚的、切中腠理的。学者们肯定理论务虚会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全面拨乱反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工作史上一次有成绩的会。满妹在回忆父亲胡耀邦的这一段历程时也指出：“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与真理标准讨论一样，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真理的号角吹得很响，为思想解放进一步打破了禁锢。”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页。

然而，对于理论务虚会的不同评价在会议召开期间就表现了出来。“仍然有人说，‘务虚会是胡闹会’，‘乱子都是务虚会的这帮秀才闹出来的’，‘连毛泽东都可以议论了，难道还有什么禁忌吗？’诸如此类。”同上书，第242页。研究中也有人发表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沈宝祥就对邓小平和胡耀邦对会议的评价进行了再评价。他说：“这里有两点会引起人们的思考：一是说这个会议‘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中性的提法，而且是从领导讲话角度讲的；二是‘总的说来开的是有成绩的’，仅仅是‘有成绩’，没有说很有成绩、有很大成绩之类的话，是最低限度的肯定，更没有用当时人们评价政治问题不可少的用语，即是否高举，还有是‘总的说来’有成绩，那么，具体说来怎么样呢？当时，有一种舆论，认为理论务虚会放出了不少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同社会上那股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相呼应、相联系，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是对这个会议的批评……听了这个讲话以后，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不少同志感到不理解，而且心情沉重。”而对于胡耀邦所说的“大家希望我对这次会议作个评价，我想还是将来让历史来作结论吧”。他认为，“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但也表明了一种自信。”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80页。沈宝祥的这段评价，实际上表明了邓小平和胡耀邦的评价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吴江在评价中对会议的肯定和否定也很不同凡响。他认为会议的成绩是“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发展的途径，总结过去思想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反对危害极其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并指名道姓地指出毛泽东所应负的责任，以及批评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这个会议毫无疑问将载入史册。”另一方面他也指出限于当时的条件，会议在很多问题上只是开了个头，“平心而论，这次会议无论就其规模来说或就其提出的问题和讨论的深度来说，同1980年10月党中央召开的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初稿四千人参加的大会比较起来，是远远不如的。”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209、211页。此外，有些研究者观点虽不尽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评价会议的成绩时对邓小平的讲话只字不提，不知是无意疏漏还是有意回避。“八九政治风波”之后，《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书评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很快《人民日报》转载了该文。文章对胡绩伟主编的《猛醒的时刻》一书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严厉批驳，指出书中所载马沛文的《从路线的大转折到理论的大突破——回顾十年前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一文，大肆宣扬他们的“理论大突破”，称“对务虚会是肯定，还是否定，是评价得高，还是评价得低，实质是考验思想解放还是思想僵化、半僵化的试金石”，陈延：《他们宣扬了什么——评胡绩伟主编的〈猛醒的时刻〉》，1990年4月3日《人民日报》。而对邓小平的讲话采取了攻击嘲弄的态度。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对理论务虚会评价的尖锐分歧，以及其背后的政治立场上的冲突。

理论务虚会是新中国思想理论战线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它的研究不仅对于我们认清一些国史问题有帮助，而且对于辨明理论是非，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历史已经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在未来改革实践中，我们将进一步印证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由此我们也会更加全面和深刻地理解理论务虚会的历史价值。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