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单墙”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

在关于理论务虚会的研究中，绝大部分研究者列举了以“西单墙”为代表的错误思潮和思想混乱的种种表现，指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对讲话精辟观点的提炼中，学者们高度评价了其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并基本取得了研究的共识：

第一，这股错误思潮的性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危害性极其严重。“西单墙”早在理论务虚会召开之前就已经出现，一度是人民群众反对“两个凡是”，申诉冤情，表达民主要求的园地。但在会议召开期间，这里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均在此出现，一些非法组织借此张贴大字报、散发油印刊物、集会游行，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完全否定新中国的历史，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上海、天津、贵阳、武汉、广州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80多个，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与台湾情报机构、外国势力联系，出卖国家情报，严重影响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于它的危害性，有学者评论：“‘西单墙’的一些活跃分子和骨干分子同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极少数人相互沟通，彼此呼应，沆瀣一气，推波助澜，右的思潮日趋激烈。”傅迪：《砥柱中流、激浊扬清——邓小平与理论工作务虚会》，《中华魂》2004年第7期。“如果任其发展，不加制止，那么，刚刚形成的安定团结局面就可能被破坏，刚刚开始的思想解放就有可能被引上歧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就很难顺利贯彻，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也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王洪模等：《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西单墙”已经走向了人民的反面。

第二，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十分必要和及时，意义十分重大。针对错误思潮的蔓延和泛滥，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着重揭露和批判了某些人以“社会改革”的名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实质，系统地阐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公布了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就理论务虚会讲话稿的谈话，其中清楚地表达了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针对性。这份史料及后来邓小平在很多次谈话中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强调，都有力证明了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重视。作为会议的亲历者，朱穆之在回答《中共党史资料》记者问时指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对澄清当时混乱的思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朱穆之：《四项基本原则与两条战线斗争》，《中华魂》2004年第12期。回首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研究者认为邓小平的讲话“不但在理论务虚会，而且在整个党内和社会上都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热烈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也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更加清晰和完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一起构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但是，也有一些人不但在理论务虚会召开期间看不清这股思潮的错误本质，不同意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在后来的研究中也发表了一些有失偏颇的认识。程中原对会议中的这些情况做了较为清晰的记录。他指出，在理论务虚会一开始，就有人对中央关于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提出异议，认为“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是好事，应当说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里程碑”，还有的小组讨论后竟一致认为“民主墙探讨、研究的问题以及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说明它的存在是有益的，应予以支持”。由此作者得出结论：“正是在对待西单民主墙的认识、评价和态度上，思想理论界的软弱、涣散，在错误思潮面前丧失识别能力和战斗能力，暴露无遗。”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342页。有的学者进一步分析了造成对错误思潮没有清醒认识的原因，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上下沉浸在思想获得解放的喜悦之中，对思想解放的真正含义，还没有完全正确理解。一些人认为，对于在思想解放中出现的错误思潮，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阎建琪：《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和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但遗憾的是事隔20年后，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一次次上演，其危害性已清楚地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时候，仍有人认为：“理论务虚会是上层知识分子的冲击波，‘西单墙’是群众的冲击波。二者里应外合，推波助澜。二者构成了中国70年代末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上），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还有人否定“西单墙”所反映出的当时思想理论界的混乱，认为“某些对务虚会怀抱不满的人，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却利用‘民主墙’的问题做务虚会的文章，指责两者‘互相串通’、‘内外呼应’。还应指出，当时重新上台掌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人也在过分渲染当时的舆论局势和鼓动反右，矛头是对着务虚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用心并没有白费，在当时社会发生一些骚动的情况下，他们把矛头引向务虚会的言论至少对某些领导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似乎“西单墙”的错误是人为渲染出来的，而事实并非那么严重。对于这些观点，只要多读几篇相关的研究文章，更多地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读者就会做出公正的判断。理论务虚会之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始终没有平息，不断地传出歪曲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在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对于这些问题也有了进一步更加深入的研究。

四、对会议评价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