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澄清理论是非问题

理论务虚会历时70多天，前后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科院主持，首都160多名理论宣传工作者参加，分5个小组采取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第二阶段由中共中央主持，邀请各省相关人员共400多人参加，没有按原计划召开大会，而是在会议临近结束时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会议中就“两个凡是”的由来和错误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民主”、“经济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等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认识。作为理论务虚会的主要目的和重点，澄清理论是非问题也成为了后来研究中的焦点。研究者多引用会议简报中的发言来呈现这一历史过程，力求客观反映事实，但在叙述中也隐含着作者的立场和主张。

分清“两个凡是”的是非是理论务虚会的主要任务之一。研究者从两个方面反映了这一情况：一是会议一开始胡绩伟、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和于光远分别在各小组作了题为《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的联合发言；二是对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几位同志的错误进行了揭发和批评。由于联合发言全文有2万字，因此，研究者多是摘要介绍其主要观点。1998年《炎黄春秋》上发表了删节过的联合发言，将其主要内容公之于世。胡绩伟：《同“两个凡是”论争的来龙去脉——一九七九年一月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六人发言》，《炎黄春秋》1998年第9期。透过这些文字，读者可以了解“两个凡是”的出台过程，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尖锐冲突，体会当年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意义。正因如此，沈宝祥才说“这是理论务虚会上最有分量的一个发言”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32页。。会议中对“两个凡是”错误言行的揭发和批评，主要涉及了汪东兴、李鑫、吴冷西和熊复等人。比较目前的研究成果，《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对此叙述得较为详细，分别对熊复、吴冷西和李鑫的发言和与会者对他们发言的评论作了摘录，并加入了作者自己的点评。特别是作者引用了熊复逝世后《人民日报》发表的《忆熊复》中关于对熊复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评价，作者用事实有力回击了文中的观点，再一次严厉批评了熊复的错误。从理论务虚会上对坚持“两个凡是”错误的同志的揭发和这些同志所做的检讨发言来看，称“这次理论务虚会是集中批判‘两个凡是’的大会”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上），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并不为过。但也有学者认为，会议参加者因时机尚未成熟而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批判，对“两个凡是”在理论上的批判还显得不够。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当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对政治理论问题的认识更有一个需要不断加深和提高的过程，在这些问题上，理论务虚会还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一特点也表现在会议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政治沧桑六十年》一书中列举了黎澍、许涤新等人对毛泽东“公开指名道姓地评论”，指出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过程和一些错误认识。《1976～1981年的中国》记录了与会者对要不要评价毛泽东，可不可以评价毛泽东所持有的认识，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书中指出：“全面、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比较集中地提出并初步讨论了这些问题，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意见，但远没有解决。”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这些问题，并展开评论，已足以振聋发聩了。正因如此，程中原最后才评价：“从理论工作务虚会探讨理论问题的情况可以看出，关于理论问题的讨论是贯彻和发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的。与会者提出了不少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深入的讨论，从多方面做出了论证，为中央提供了决策参考，许多问题是很值得考虑的，不少是很有价值的。”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325页。

上述对理论务虚会中所讨论的主要理论问题的研究，因其主要是依据会议简报内容，如实记录会议中有影响的一些发言，所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种写作方法不但增强了论著的真实性，而且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能够深切体会到当年会议中的激烈争论和民主氛围。因此，后来的研究者才认为“理论研究者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认识问题展开争鸣，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其活跃程度，可为建国以来中国理论界之最”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但是应该看到，当年探讨的许多理论问题不但在当时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论，即使在今天仍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正如当年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它们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去探索和求证。

三、“西单墙”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