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大科学”体制问题

　　1. 学者们大都认为“大科学”体制是建国初期国家发展科技的必然选择

　　一些学者系统考察了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杨德才等编著：《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174页。他们认为，新中国建立后，以中国科学院为领导机构兼学术中心的科学体制，曾在建国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体制的缺陷日益显现出来。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这是在中国科技体制中贯彻依靠科学家办科学思想的重要步骤之一，也是走向中国式集中型或计划型“大科学”体制的重要步骤之一。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真正形成是在此后从科学规划委员会到国家科技委员会的建立过程中完成的，它全面展现了科学建制国家化和科技国家主义的思想，也即国家是科技活动的唯一主体、科技活动的唯一投资者、科技成果的唯一受益者；国家意志支配着科技活动的过程和方向，科学技术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段治文、钟学敏：《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式“大科学”体制》，《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崔禄春认为中国科学建制国家化的选择，除了有借鉴苏联的原因外，还有深刻的时代和历史渊源。首先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科技由国家规划，进行宏观管理；其次，中国共产党战争时期积累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大兵团协同作战”等丰富经验，将其用于科技攻关成为共产党人的自然选择；再次，中国自古以群体为本位，有通过大规模组织民众完成诸如万里长城、大运河等巨大工程的历史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与“大科学”时代有某些契合之处；最后，科技救国是近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他们希望国家介入发展科学，用科学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中国科技界向往和认可科学国家化。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段治文认为“大科学”体制是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最佳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他赞同崔禄春的“大科学”体制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同”理想、中国科学界向往和认同科学国家化的观点。同时指出“大科学”还符合世界科学建制发展的新动向，是中国现代化后发展特点的历史要求。段治文：《当代中国的科技文化变革》，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4～89页。

　　王素莉从民族精神的认同角度，回顾了“大科学”体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分析了“大科学”体制所具有的“中国化”的独特本质。她认为，中国“大科学”体制是建立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基础上的，是熔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于一炉的民族精神的结晶。在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信仰上的高度认同，是构成中国“大科学”体制不同于其他国家运行机制的重要动力资源和道德基础。毛泽东将群众路线应用于中国的科学实践活动，把群众作为重要的科技人力资源，发挥其中的创新潜能，为中国科技发展中许多低技术和非技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这无疑是人类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大胆创举。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通过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指引，构成了“大科学”体制运行所必需的动力资源，这是中国“大科学”体制发展的独特经验。王素莉：《大科学机制：新中国科技体制与民族精神的认同》，《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3期。

　　2. 对“大科学”体制的评价

　　赵永庄认为“实行全国一盘棋，集中领导，统一攻关”的“大科学”体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出现的五个条件之一，是一条成功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原子弹和导弹的发射成功，就是集中力量、统一攻关的成功范例。赵永庄：《浅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科技管理研究》1988年第1期。

　　冉志认为，在“大科学”体制下，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由于建国初期技术力量和各种条件有限，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又具有综合性、复杂性、精密程度要求高等特点，因此更需要集中力量，突破重点，组成科技主力兵团，将全局的分散劣势集中起来形成局部的相对优势。事实证明，这个举措非常正确。冉志：《论毛泽东、聂荣臻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技战略思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5期。

　　钱学森认为，“大科学”体制，“是把四十年代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成功经验运用到现代化大科学工作上来”的成功范例。“这一套组织管理的制度和方法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结合我国实际的，是社会主义的。它们不但在过去‘两弹一星’事业中是成功的，现在的国家高技术工作也应该采用”。《国防科技事业的伟大奠基者》，1992年5月29日《人民日报》。

　　王素莉通过总结“两弹一星”战略决策实施的历史经验，高度评价了“大科学”体制。她认为，“两弹一星”国防尖端科技发展战略的体制基础是有中国特色的“大科学”体制。王素莉：《“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与历史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中国“大科学”体制的建立明显地带有冷战时代的特征的影响，也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屡屡冲击，再加上苏联体制的制约，中国的“大科学”体制在步履艰难地发展着。在共和国的风雨历程中，“大科学”体制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需要我们发挥“大科学”体制的优势，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加强国家对科技发展的宏观管理，在这里任何短视的和功利的态度和做法都是十分有害的。王素莉：《大科学机制：新中国的科技体制与民族精神的认同》，《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3期。

　　段治文、钟学敏认为，中国的“大科学”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与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科学”体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中所包含的历史局限性是有必要进行历史的反思的。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建立不是大规模科学发展自然演进的结果，没有大量科研成果及其对社会渗透的良性机制作为基础，而更多地体现了自上而下人为的推动和行政化的特点。从科研机构的建立到科研课题的确立，其重心都游离于企业之外，没有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段治文、钟学敏：《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式“大科学”体制》，《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崔禄春认为科学国家化的负面影响是科学易受政治风云的影响，一旦科学国家化为个人所取代，一旦反科学主义占据上风，则科学被摧残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此后不久出现的科技界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副编审，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