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和10日下午，美苏先后进行了四次会谈，讨论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第一次会谈（2月8日下午）是罗斯福和斯大林的私人会晤。斯大林表示，假如这些条件不能达到，他和莫洛托夫将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何参与对日作战。罗斯福积极回应说，他尚无机会和蒋介石商讨此事，但他个人认为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持。同时他表示，和中国人商谈有一个困难，这就是谈话后的24小时内，全世界将知道此事。斯大林则说，现在还没有必要和中国商讨。而在离开雅尔塔时，这些经过三国同意的条件最好见诸文字。罗斯福表示同意，罗斯福问，这件事应在何时与蒋介石商谈。斯大林回答，当他认为时机到来时，将通知罗斯福。至此，苏美两国在外蒙古“保持现状”，即实际上脱离中国这个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并在《雅尔塔密约》应对中国政府进行封锁一事上形成了默契。

　　从雅尔塔会议结束到1945年6月27日，宋子文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前夕，在不足四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国民政府为早日掌握雅尔塔会议关于中国的协议内容，先派蒋经国向苏联方面打探。2月26日，蒋经国在同苏联驻华代办斯克沃尔佐夫会见时，请他谈一谈雅尔塔会议的结果。斯克沃尔佐夫说，会议公报中都公布了，并以此为由不愿多谈。蒋经国对这样的答复并不满意，继续追问会谈中是否讨论了远东问题？斯克沃尔佐夫则干脆予以否认。向苏联方面打探未果，蒋介石又托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帮忙，同时，派出宋子文等要员赴美活动，竭力寻求美国的帮助，以增加对苏谈判的筹码。在如何向中国封锁消息的问题上，罗斯福实际上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斯大林有言在先，何时通知中国政府《雅尔塔协定》内容由苏联决定。因此，雅尔塔会议后，罗斯福赶紧将《雅尔塔协定》藏在白宫的保险柜中，连副总统杜鲁门也不知道。但与此同时，根据双方的约定，美国又承担着使中国政府接受《雅尔塔协定》的任务，因此又不得不向中国政府吹吹风，以试探中国的态度。

　　于是，中美两国政府便在1945年3~6月上演了捉迷藏似的政治游戏：一方急于获知协定内容，另一方则遮遮掩掩。美苏的妥协与默契使中国最终难有回旋的余地。一般研究者认为，直至5月21日，赫尔利才向蒋介石透露《雅尔塔协定》的内容。而宋子文则是6月9日才最终获悉。这一天，杜鲁门总统约见宋子文，明确告诉他必须在7月1日之前到达苏联开始对苏谈判。随即，杜鲁门向宋子文出示了《雅尔塔协定》。由于美苏联手对中国进行消息封锁，使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在赴苏之前未能进行充分的准备和研究，并直接导致了谈判开始之后的巨大被动和判断上的严重失误。参见王永祥《雅尔达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一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陈立文的《宋子文与战时外交》一书的第五章。

　　（3）中共领导人对外蒙古独立所持的态度。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史学界还未见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原因之一是材料的缺乏。近年来，随着前苏联档案的不断解密，最新披露的一些档案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91年，斯·冈察洛夫对前苏联援华专家组负责人伊·科瓦廖夫的访谈首次涉及这个问题。科瓦廖夫回忆说，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他参加了米高扬同中共领导人的全部会谈。其中一次毛泽东引用“国民党‘左’派某位女领导人”的意见，婉转提出苏联应同意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一部分。他还回忆说，在就中国少数民族成立国家一事交换意见时，毛泽东讲：“为什么我们不在自治旗帜下把内外蒙合并起来，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呢？”《国史研究参阅资料》1993年创刊号，第69~90页。这篇访谈录翻译出版后，引起了国内有关人士的质疑。李海文也以访谈的形式采访了师哲。她问师哲，科瓦廖夫说在西柏坡时毛主席要求将蒙古并到中国来，但是你的回忆录并没有提及此事。师哲回答说，在西柏坡毛主席根本没有提及此事。1949年夏天刘少奇访苏时曾经以“民主人士不理解”提出过这个问题。倒是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在看节目时布尔加宁主动提出内外蒙古合并到中国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件事，但是他歪曲了事实，说成是我们提出来的。《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创刊号，第92~93页。应该指出，从后来陆续公布的材料来看，师哲的这段回忆恐怕也不一定完全准确，最起码布尔加宁不会主动提出内外蒙古合并到中国。

　　阿·列多夫斯基的《斯大林与中国》一书，披露了两份涉及中共领导人谈外蒙古问题的文件。其一是米高扬1960年提交苏共中央的报告，内容是关于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即他在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其中谈到，“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看待内外蒙古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因为这会使中国丧失很大一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归入中国的版图。出席会谈的任弼时这时也插了话，他说内蒙有300万人，而外蒙才100万。”斯大林得知此事后，马上发来电报说：“苏联政府反对这一计划。”“我们认为，即使所有的蒙古人联合为一个自治单位，外蒙古也不会为了在中国政府的版图内实行自治而放弃独立。”其二是刘少奇访苏时给斯大林的报告。其中谈到，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斯大林对此表示赞同。［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114页。师哲谈到，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期间，有一次在与斯大林会谈时，周总理提出，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斯大林一听就紧张起来，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吗？周总理答，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必须表明态度。最后两国以公告的形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3页。沈志华、李丹慧披露周恩来在上述会谈之后向苏联外长维辛斯基递交的由中方起草的中苏关于蒙古问题的互换照会文本。他们认为，看到这份由中方起草的文本后，“斯大林才明白了中方的真实意图，即顺利地解决蒙古问题是以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及协定和所有附件为前提的，否则中苏同盟条约将无法成型。对此，斯大林不得不认真权衡利弊：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苏联就必须在蒙古和东北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两天后，苏联原则上接受了中国的方案。”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4页。

　　从以上档案材料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以下两点：第一，中共领导人在外蒙古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希望外蒙古能够重返中国。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后，中共领导人还执著地提出这个问题。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邓小平在1989年与他的谈话中，提到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中方曾提出，是否到解决蒙古问题的时候了。赫鲁晓夫回答，这个问题应与蒙古同志一起研究。邓小平说，我们理解，这样的回答实际上是拒绝了解决这个问题。［俄］米·戈尔巴乔夫：《改革与生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版，第438页。有学者认为，由于复杂的历史过程，造成了中国人民对蒙古独立的复杂心情。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第二，鉴于1946年1月国民党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已经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于1949年10月6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现实，除此之外，尽管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等领导人曾从不同角度提出希望外蒙古能够重返中国，但却遭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反对，中共领导人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方式，在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样一个既成事实的同时，促成了中苏两国撤销国民党与苏联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最大限度地挽回了国民党所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