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2~21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第二次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一、研究状况综述
1. 四个时期及其特点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国国内政治生活和对外政策的影响持续了近10年。1957年10月到1965年底，《人民日报》每年都有几十篇至上百篇新闻和文章涉及这次访问。1960年以前，国内报刊以正面报道毛泽东访苏成果为主，重点宣传“以苏为首”、中苏友好和中苏一致，认为《莫斯科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纲领性的文件”。把莫斯科会议誉为继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之后人类历史和世界形势的第三个转折点，提出“如何以莫斯科会议宣言的基本理论指导世界现代史的教学”。《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1958年5月28日《人民日报》；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0页；徐炽庆：《如何以“莫斯科会议十二国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理论指导世界现代史的教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0年Z1期。1960年以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媒体从强调莫斯科会议的中苏一致转为揭露中苏分歧的由来。苏共二十大与莫斯科会议的关系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认为1957年兄弟党会议在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拒绝并且纠正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观点，提出要“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196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1963年1月27日《人民日报》。相反，苏联则坚持莫斯科会议批准了苏共二十大的方针，认为中共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文集的实质，是反对莫斯科宣言的和平共处等政策。《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1963年7月14日。
从1966年起，中国不再承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国看来，《莫斯科宣言》作为这个组织的共同纲领失去了指导意义。莫斯科会议及其宣言从此淡出中国报界，被人遗忘。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进入史学研究领域。20多年来，有关这一事件的史料积累和研究著述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2. 历史文献
20世纪50～60年代虽然公布了一些相关史料，但不全面，尤其缺乏毛泽东在莫斯科的多次重要讲话以及他会见各国党领导人的资料。但这种情况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的出版有了根本改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收录了毛泽东在出访期间的六次讲话、一封感谢信和一则感谢电。
毛泽东与苏共及其他兄弟党领导人的双边会谈是莫斯科会议取得成功的基础。这方面的档案资料目前尚未正式公开，但是相当多的会谈内容已通过有机会接触中央档案的研究者或回忆录作者的著作（如《毛泽东传（1949—1976）》、《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毛泽东三见哥穆尔卡》仲潮浩：《毛泽东三见哥穆尔卡》，《中共党史资料》2002年第9期。），与读者见面了。
2001年问世的《杨尚昆日记》亦属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它记录了1957年11月2~19日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访苏活动的准确日程。原南斯拉夫驻苏大使韦利科·米丘诺维奇也有日记问世，中译本书名是《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南斯拉夫］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1980年版。。作者记述了1957年“庆祝十月革命和莫斯科各国党的会议”。
2006年5月，外交部开放了1956~1960年该部收藏的解密档案，涉及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文献约十几卷，其中大部分是关于中外政府间十月革命庆典的安排。涉及莫斯科会议的文献也有一些。还有一些文献虽纯属苏共党内问题，但与毛泽东访苏有关，如《关于马卡莫反党集团事件》等。这批档案解密不久，尚有待利用。
俄罗斯现存苏联档案是研究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重要文献来源，但大量涉及中苏关系和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部分文献目前尚未翻译出版。有关情况可参阅晓光《俄罗斯各档案馆所藏中国问题史料》，《百年潮》2002年第8期。国内只有个别有条件的学者利用了这些档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文献披露方面，中国提供的史料大大多于苏联和其他国家。这一点可以从中外学者著作的引文中得到证实。
3. 回忆录
1980年以来，涉及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中外回忆录陆续问世，迄今已有几十部（篇）之多。伍修权以首任驻南斯拉夫大使的身份回顾了1957年1月中共向南共建议由两党发起世界各国党会议的情况。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在毛泽东所率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只有杨尚昆和刘晓留下了回忆录。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人民日报社原社长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用一章五节的篇幅来叙述莫斯科会议。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并没有随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这一章五节是他根据代表团发回国的电报和参加政治局、书记处会议讨论时所了解的情况写的，可能还参阅了没有公布的中央档案。
在回忆录作者队伍中有三名老一辈俄语专家，他们是李越然、阎明复和朱瑞真。翻译这个身份，使他们成为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见证人。李越然：《我为毛泽东作俄语翻译的日子》，《炎黄春秋》1997年第8期；《回忆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苏联》，《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1989年第4期；《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片断回忆》，《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和2006年第1期；《随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典》，《百年潮》2006年第4期。
《赫鲁晓夫回忆录》自70年代问世以来，不断有新版推出。国内最新一版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的版本，译自1999年的俄文版，被称作“全译本”。它提供了有关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与毛泽东对话的更多信息。20多年来，国内还出版了其他外国人的回忆录。原南共代表团团长卡德尔回忆了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演讲结束后南共代表团与毛泽东举行两小时会晤的情况。［南斯拉夫］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原苏联翻译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也提供了这次演讲的一些情况。［俄］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丁明整理的《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一文丁明：《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是研究者与亲历者之间以及中苏双方亲历者之间对话与合作的产物，具有特殊的史学价值。它记录了1997年10月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讨论中苏问题的情况。与会的亲历者有李越然、阎明复、杰留辛（《真理报》派驻新中国首位记者）和库里克（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他们在回顾中苏关系演变时谈到了1957年莫斯科会议及其相关情况，并作为历史见证人交流了各自的亲身感受和历史反思。这些回忆录与上述历史文献构成了迄今为止研究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莫斯科会议的主要资源。
4. 研究成果
尽管专门叙述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学术专著尚未问世，但是许多研究国史、新中国外交史、人物传记、中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著作都把这次访苏列为重要章节。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丛进：《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安余：《新中国外交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齐鹏飞、杨凤城主编：《当代中国编年史（194910—200410）》，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有些著作虽然没有专门列出章节，但用重笔叙述了毛泽东访苏。如［美］罗·亚·麦德维杰夫等：《赫鲁晓夫传》，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葛新生：《赫鲁晓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等。研究或叙述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论文也有不少。如杨相卫：《1957~1976年国际共运对我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浙江学刊》1989年第2期；董国强：《关于50~60年代中国外交的几个问题：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观点》，《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李捷：《中苏论战与中苏关系》，《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5期；唐秀平：《毛泽东与中苏论战》，《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孙泽学：《是“争夺领导权”还是争取平等——论中苏论争的实质》，《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4期；邢和明：《走向同盟的顶峰——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1957》，《党史博采》2005年第2期等。
1989~1999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40周年或50周年，国内陆续出版了一批国史工具书。这类书通常以“事典”、“词典”、“大事记”、“要事录”冠名，其中列出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条目的有十来本。如彭清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成就事典（1949—1989）》，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李宇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黄文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刘鲁风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事录（1949—1989）》，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宣部宣传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大事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张宏儒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1949—1988）》，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何彦才、高玉春主编：《新中国大事典：19499~198912》，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王永平主编：《新中国大事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高山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大事记（1949—1999）》，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
除学术著作之外，还有一些纪实文学谈到了1957年毛泽东访苏。如权延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1957—1959年中苏关系纪实》，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俄］尤·米哈伊洛维奇·加列诺维奇：《两个一把手：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邸延生：《历史的真情：毛泽东两访莫斯科（1949—1957）》，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等。
二、争论的问题和值得注意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