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国家利益冲突”说
孙其明认为，从1958年春夏开始，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和争执越来越多，而且逐渐演变为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促使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和升级，而且与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造成了双方的严重对立，致使冲突不仅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连缓和一下也难以实现，从而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孙其明：《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破裂》，《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孙泽学、唐年新以中苏两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严重分歧以及苏联对华采取高压政策等事实为依据，强调当中苏两国战略思想及国家利益一致时，双方就能保持同盟间的友好关系，反之，两国在处理重大国际和区域问题上，各行其是取代了往日的协调一致，相互指责代替了协商对话，同盟者从貌合神离走向分道扬镳。同时，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把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作为最大的追求，为此不惜损害同盟者的利益，致使美苏关系成为影响中苏同盟的晴雨表。他们认为，中苏两国战略思想及国家利益的对立是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孙泽学、唐年新：《中苏同盟破裂根源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曲星认为，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以后，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差异，原来被共同利益掩盖的双边关系和民族利益中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两个执政党之间关系的恶化，不可避免地对国家关系产生了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影响。中苏从同盟演变为潜在的敌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曲星：《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战略、理论与利益背景》，《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骆晓会对国家利益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提出三点质疑：其一，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与斯大林在世时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可关系恶化却偏偏发生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其二，假若当时中苏两国领导人都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话，那么双方对当时许多理论问题的分歧和局部国家利益的争执，是应该有所克制的，会以保证国家利益或以牺牲小一点或局部的国家利益去换取更多更大或更完整的国家利益。其三，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所奉行的方针和原则，往往未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国际主义高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骆晓会：《中苏关系恶化之首要因素为国家利益说质疑》，《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
4. “领袖因素”说
国内对此最早提出相关看法的是李丹慧和朱瑞真。李丹慧认为，1954～1960年中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发展与变化，主要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以及中苏两党从本国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索方式相联系。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双方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得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时，双方基本利益背离，相互猜疑、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第61、90页。朱瑞真认为，当时，中苏两国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是对外政策的决策者。赫鲁晓夫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决定了苏联对中国政策；同样，毛泽东对苏联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也决定了中国对苏联的政策。因此，这两位领导人对对方的认识，甚至感情用事，或一时冲动，都能左右中苏关系发展的方向。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91～101页。
牛军认为，1957～1959年间，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苏关系经常涉及的三类问题，即中国的安全利益、毛泽东当时全力以赴推动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他本人的威望和领导地位。实际上毛泽东在此期间感到自己的威望和与威望相联系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威胁。这种危机感与中苏在对外政策、安全战略等方面的一些分歧结合在一起，终于使毛泽东与苏联决裂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牛军：《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2期。骆晓会强调，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是两国领袖个人之间的各种矛盾、差异与利害冲突。而这种矛盾、差异和冲突，表现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各自国内斗争的利益需要，完全是相互背离的。而且，这种背离促使他们既不顾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也不去考虑什么国家利益，从而造成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关系破裂并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骆晓会：《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是领袖个人因素》，《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蒲国良认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中苏大论战带有他们明显的个性化印记。探讨中苏大论战的发生与发展不能不涉及两个人的性格冲突。蒲国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性格冲突与中苏大论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5期。王鑫强调，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不同的经历和性格造成了两人间沟通交流的困难，使两人都无法正确理解对方发出的信息，同时也激发了两人性格间的冲突，而这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又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影响和决定了两国关系的走向。王鑫：《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关系的恶化》，据学说连线网http://wwwxslxcom/htm/shgc/sxzh/2006-10-28-20703htm。
5. “范式”说及其他
近年来，随着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从中苏同盟的内在逻辑、中苏双方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分歧以及苏联模式等角度对中关系破裂的原因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沈志华指出，从逻辑上讲，分歧并不一定会导致同盟分裂。但问题的实质在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些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存在不足：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除了存在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有其特殊性，即隐含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林蕴晖认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其重要因素之一是中苏双方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同认识。在这一过程中，中方始终站在维护苏联模式的立场上。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认识到要从苏联模式中解放出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而这正是总结1956年后二十年坚持维护苏联模式的深刻教训的结果。林蕴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分歧与中苏关系恶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4期。张宏毅认为，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怀疑和批评。张宏毅：《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怀疑和批评》，《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7期。
有必要说明的是，除上述五种比较典型的观点外，还有学者还认为，中苏关系发展的事实表明，正是中国发展原子弹、导弹以及核潜艇等先进武器等问题以及在这些问题上同苏联关系的演进，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紧张直至破裂的重要起因之一。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另外，一些刊物还相继发表了《中苏分裂原因探析》唐勇：《中苏分裂原因探析》，《四川党史》1999年第1期。、《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简析》时映梅：《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简析》，《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论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冯春龙：《论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求索》2003年第3期。、《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之浅见》代素娟、陈德省：《中苏同盟关系破裂原因之浅见》，《绥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以及有关中苏从结盟到对抗、中苏论战的起因、焦点与经验教训等文章，恕不在此逐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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