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中日双方实行并推定民间外交运动的原因

　　学界一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由于吉田内阁的反华政策和日台条约的签订，中国和日本的官方外交被迫中断，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将日本政府和普通国民区别开来，首先展开对日民间外交的基本方针。第二，中日两国人民都有着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第三，日本经济界鉴于发展经济的需要，要求同新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并积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为中国政府推行的对日民间外交政策在社会舆论和环境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有学者还认为“日本在野党和政界有识之士基于政治的远见、选民的意愿和议会斗争的需要，要求日本政府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吴学文等：《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政府起初制定并实行民间外交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但是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推行民间外交的初期并没有认识到民间外交的巨大作用，而是“随着50年代中后期中日两国民间经济交流活动的渐趋活跃，特别是中日政治关系的日趋缓和，中国政府改变了以往对日本政府的态度，对中日关系的前景产生了比较乐观的看法，随即开始了立即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构想”。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页。

　　6. 民间外交的实质和局限性

　　有学者认为，“中日民间交流或与间接外交的特性决定了它不能取代政府的政治外交活动。其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辅助性的。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就充分说明了两国政府都发挥了主导作用，而活动于前台的则是打着民间旗号的政界人士，他们的活动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政府的外交行为。因此中日民间交流在形式上是民间，在实质上则是政府的外交活动的一部分”沈海涛：《民间交流在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日本研究》2005年第4期。。更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主导的人民外交是建国初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外工作方式，它能够根据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形势及时为新中国确定国际格局坐标，并促进与政治上敌视中国的国家人民之间的交往”，但“由于外交本身的政府行为属性和现代民族国家之人民的国家属性，所谓‘人民外交’也就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它没有国际法和对方当事国的任何政治、法律保障因而极其脆弱，除去中日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因素，即便是来自美国甚至台湾的政治压力也会促使日本政府打击‘人民外交’的政治企图以至于限制其经济、文化性活动。”刘建平：《从中日关系正常化看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的历史性转折》，《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7. 关于1958年中日关系的全面中断

　　1958年4月的长崎国旗事件发生后，中日关系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近乎全面中断时期。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岸信介上台后积极推行反华政策，大肆干涉和破坏中日民间交流活动而造成的。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政府全面中断对日关系的目的在于“向日本政府表明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并在经济上对日本的台湾倾斜予以打击，但事实上中国的这一措施并没有对日本政府和日本的整体经济形成很大的打击……而受打击最大的在日本方面恐怕是民间经济团体所属的商社……结果使从事中日贸易的人数减少了一半”。不仅如此，“中日关系的中断在人们的思想和认识上的影响更是深刻的……一部分人从对中国政策的不理解，开始怀疑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有的人对于中国进行的经济交流抱有了若干的疑虑”。因此作者认为，“如果没有两年半的关系中断，如果民间的经济交流能像1955—1957年那样顺利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也许不是在70年代而是在60年代”，但作者同时指出“当时，面对岸信介内阁的政策，面对已经发生的时间，中国似乎别无选择”。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239页。

　　8. 20世纪6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对中日民间外交的影响

　　关于“文化大革命”对中日民间外交的影响，学者们少有论述。有学者在对这一时期中日民间交流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之后指出，“以政治指导经济、以自力更生代替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文化大革命’，决定了中日民间经济交流在60年代后期进入了一个多云或苦难的时代”同上书。。另有学者认为，“中国也由于‘文化大革命’使中日交流受到干扰和冲击，‘人民外交’被重新赋予或强化了它号召世界人民革命的意识形态实质……认为打击以美帝为首的这四个敌人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中日友好运动是世界反美统一战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给中日友好和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颠覆整个世界秩序的革命性目标和前提的理论使得‘人民外交’丧失具体、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中日恢复邦交的前途似乎更加渺茫了。”刘建平：《从中日关系正常化看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的历史性转折》，《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另外，对于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提出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论断，有学者认为，“今天看来，中国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复活的论断与若干依据，无疑带有十分明显的时代特征”，但是“它唤起了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促使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罗平汉：《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177页。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的对日外交政策必然要服从国家的总体外交政策，自然会受到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中日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的波动也许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轻微的。从整体来看，中国的对日外交政策是具有连续性、一贯性的，同时又不乏灵活性和针对性，而且又与日本的对华政策紧密相关。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的历届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是有所变化的，时进时退。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的对日政策当然要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但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基本外交方针是没有改变的。从20余年的中日民间外交进程来看，中国政府在对日关系上基本都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正因为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主动的政策，中国政府才能够在中日关系的进程中始终占据着主动，把握着先机，才能够使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得以顺利实现。试想，如果日本政府当初能够摒弃意识形态的对立，能够不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能够积极主动地发展对华关系，那么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一定早就实现了。

　　三、进一步加强中日民间外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