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宝贵经验

　　前述表明，毛泽东在“第二次结合”过程中的第一轮探索和思考是富有成效的，成就瞩目。但毛泽东没有自始至终保持这样的状态，在以后的探索或思考中，出现了严重失误。失误主要表现为：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大过渡论”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是阶级斗争的基本结论，并由此而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带有浓重理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上的急躁和盲目等。由于毛泽东处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前列位置，因此，毛泽东的思路与方法及其结论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这一事业的影响之深刻，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的成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而失误则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几近断裂。但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本人对于失误不仅没有觉察，反而视为是在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种主观认识与实际结果的强烈反差背后，隐含着非常深刻的教训，尤其是在思想方法上更值得深刻反省。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代宗师，毛泽东开创和倡导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是实事求是这一基本方法的虔诚履行者，但他对实现二者结合的方法上突出地、孤立地强调独立思考，而没有如“第一次结合”时期那样，突出地强调实事求是这一基本方法，虽然，他本人在实践中一度仍然在倡导这一方法。这种偏差在“大跃进”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更为突出。

　　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应该是，一方面，要认清我国的国情，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第一步；另一方面，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正确的理论指导前提。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而言，实事求是，就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要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要实事求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要实事求是，即在详细了解中国的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合理的、恰如其分的分析和判断，不夸大、不缩小、不片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要实事求是，即一方面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要忠实于原著，不能曲解或误解；另一方面在对其运用上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去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不能拘泥于书本。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就毛泽东晚年而言，在对国情的认识上，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夸大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片面地分析“一穷二白”和人口多，夸大了这些不利因素中所包含的有利因素。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方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教条化倾向，还夹杂着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误解。在这样的状态下，虽然毛泽东仍然认为自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但呈现出的事实却是背道而驰的。

　　毛泽东在思想方法上出现的偏差，是没有能够由他本人主导实现这次历史性结合的重要原因，但这种对比却给予后人极宝贵的经验教训。后来邓小平反复强调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思想路线，强调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的主要历史参照正是基于毛泽东留下的经验和教训。

　　毛泽东用他毕生的实践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经验——实事求是，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