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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在全国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最终导致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的重大损失。面对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1959年7月前期的庐山会议，就开始逐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倡导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在1959年2月2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道：“要钻进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现在搞建设，向自然作战，也要调查研究。”但是庐山会议后期的“反右倾，鼓干劲”，中断了纠“左”的努力，继续“大跃进”，加上全国许多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使1960年出现了比庐山会议前更为严重的经济困难。许多大城市和工业区粮食周转库存猛减，广大农村由于粮食减产和高估产、高征购，缺粮断粮问题更为严重，一些省份还出现了人口外流、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在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中这样写道：“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要脱离群众。”随着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矛盾和问题的逐渐暴露，毛泽东越来越注重从思想方法上寻找原因。他认为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思想路线不端正，主观脱离了客观，思想脱离了实际。同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一文中指出：“大跃进”中指标过高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有些同志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提出：我们要用十年时间做调查研究，逐步找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固有的规律。11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中这样写道：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
为了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切实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走出困境，毛泽东决定首先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统一全党的思想。为此，毛泽东阐述了许多有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并进一步提出：“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调查研究方法：“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
毛泽东为了全面推进调查研究，提出“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他指出，“我们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同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近几年来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比较少，对情况不甚了了。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比如，1959年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夹了个庐山会议反右，把纠“左”打乱了，“共产风”又大刮起来。大家回去实实在在地干，不要老是算账搞计划，要做调查研究。我们过去就吃了这个亏，只注意普遍真理，不注意调查研究。“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为把调查研究工作落到实处，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离京部署和领导。3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人会议（简称“三南”会议）上，结合解决农村中的平均主义问题，提出主要领导干部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工作，要求省委第一书记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他说：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毛泽东特别强调：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农村情况，只要先调查清楚一个乡就比较好办了，再去调查其他乡那就心中有数了。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随即，毛泽东认真地总结了这几年我们犯错误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去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我现在搞了几个基地，派了几个组住在几个地方。我就是要求强调调查研究，要在全党造成这个风气，要大家实事求是，不要报假。
“三南”会议后，3月14日至23日中央又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中，毛泽东专门就领导干部做调查研究工作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我们干什么工作都要这样，别的工作也一样。今后必须摆脱一部分事务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以便自己亲身进行典型调查。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做典型的、基层的、亲自出马的调查不够。建国后的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的原始材料，出了一本书，叫做《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又一次是十大关系，那是经过两个半月和三十四个部门讨论，得出了十大关系的结论。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为指导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一个在全党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文件，对文件草案逐段逐字地进行讨论和修改。这就是3月23日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深刻分析了“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和教训，尖锐地指出：最近几年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之中所以发生缺点错误，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做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信中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要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信中特别指出：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做出的判断和决定。在“三南”会议上，他还批示印发了他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来重新发表时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
二、毛泽东身体力行，组织和领导调查组分赴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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