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领导集体的谦虚谨慎为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提供了重要保证

　　八大在当时对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既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又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但探索出了一条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正确的路线，这和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面前，保持了谦虚的作风，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领导集体的谦虚谨慎为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提供了重要保证。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不到7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并在这个基础上，从1953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使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党和人民中的威望空前提高。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总共不到3000字，鼓掌竟达32次之多，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事实。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面对辉煌的成就和人民的爱戴，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因为他们清楚，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特别的小心谨慎，任何的骄傲自满和麻痹大意都会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招致巨大的损失。

　　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经济建设时说：“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在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又说，我们“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17页。

　　八大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同时也表明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谦虚谨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以上所述，主要表现的是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关头所保持的那种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的话，那么，1956年上半年的反冒进，则更多的表现的是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如刘少奇、周恩来以及陈云等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的谦虚谨慎。

　　受1955年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影响，1956年上半年的国内经济形势出现了全面紧张的局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2月17日，刘少奇在听取交通部汇报时指出：“现在有些人脑子热了，提得太高了，而目前又没有条件做到，急躁冒进也要防止。”刘少奇在听取交通部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2月17日），转引自《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第26页。这年5月的中央会议，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全面紧张的局面，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8页。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准备向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的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初稿。这份报告，根据五月中央会议精神，写上了“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话。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份预算报告初稿，并提出要加重反对急躁冒进的分量。同上书，第369页。6月15日，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预算的报告》。报告指出：“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李先念文选（1935—1988）》，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206页。由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决态度和采取的果断措施，1956年上半年出现的来势很猛的冒进势头被遏制住了，经济建设得以比较平稳地向前发展。

　　1956年反冒进的结果是形成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一方针符合实际，为八大所接受，成为八大正确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页。

　　四、党内的民主气氛为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创设了宽松的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