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初，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引起了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关注。为了缓和这一紧张局势和消除某些国家的疑虑，1955年4月，毛泽东指示即将参加万隆会议的周恩来，“可以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纪明：《毛泽东、周恩来为祖国统一与台湾当局的交往》，《人物》1996年第4期。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访问缅甸时向缅甸总理吴努表示：台湾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国政府与蒋介石集团的斗争，这是内战的继续，是国内问题，不容外来干涉；二是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这是国际问题，如美军撤离台湾，我们可能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两者不能混淆。我们欢迎蒋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只要蒋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和统一祖国，并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们相信即使是蒋本人，中国人民也会宽恕他。但蒋必须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称代表中国。廖心文：《为两岸和平统一开路的周恩来》，《百年潮》1997年第2期。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对外表明台湾可以和平解放，它预示着中国政府对台政策开始转变。

　　1955年4月23日，出席万隆会议的周恩来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这一声明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的反响，形成要求美国政府响应中国政府建议的强大压力。经过英国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努力，4月26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愿意与中国举行对话，并减少了驻台湾的美军兵力，通过英国提出在日内瓦举行中美会谈。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开始。

　　依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在继续强调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的同时，提出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问题。1955年5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方式，即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张山克：《台湾问题大事记》，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页。7月30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在中国人民解放大陆和沿海岛屿的过程中不乏和平解放的先例。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增长。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

　　对此方针的改变，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解释：“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里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你们赞成不赞成？要不要这样一个队伍呢？还是要。那是个好地方，中国的地方。那末他不干怎么办，他不干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是他的事情。我们有两条，一个和，一个战。我们分成两个来准备，我们争取要和。”

　　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表示：“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是经过了毛泽东的修改而最终定稿的。它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当时中共中央对台的基本政策。全国政协还通过决议，号召台胞和一切从大陆去台人员以及海外人士，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同祖国人民一起，为和平解放台湾而合作。《人民日报》也于2月4日发表社论，号召全体中国人“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为台湾的和平解放，为完成祖国的统一事业而奋斗！”3月16日，周恩来又请人捎话给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关死和谈的门，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不排除任何一个赞成和谈的人。蒋还在台湾，枪还在他的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回归祖国，成为祖国的一部分。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4月，毛泽东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等构想。廖心文：《为两岸和平统一开路的周恩来》，《百年潮》1997年第2期。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中共中央已经向世人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即：从“武力解放”向“和平解放”台湾方式的转变。

　　但是，以上政策的转变还没有从法律的角度并在全党范围内进一步确认，因此仍使美台及世界上许多国家心存疑虑。为此，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重申这一主张，并做了明确的阐述。他再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202页。至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从一般号召进入具体寻求接触和协商的阶段。

　　7月16日，周恩来会见访问北京的原国民党中央社记者曹聚仁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真诚愿望。他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是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1984年5月17日《华声报》。根据这一设想，第三次国共合作将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方式。这一年，周恩来还代表中国政府先后两次宣布：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论先后，不论任何人，也不论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位置。

　　这样，到了1956年9月，“和平解放台湾”已成为全党的共识，也才有了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表述。事实上，八大政治报告的这段话是经过中央高层的反复酝酿考虑过的。此前，毛泽东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进行修改的过程中，提出：我们不要忘记祖国的一部分神圣领土台湾还没有解放。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希望一切有爱国心的台湾军政人员，同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我们相信，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也在中共八大上讲话说：“我们将争取用和平谈判的方式，尽可能地争取不用战争的方式，解放台湾”《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1页。。

　　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意义在于，它将1955年开始酝酿的对台政策的新思路转变为党的基本政策。事实上，八大前后，为了表示和平谈判的诚意，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缓和两岸紧张局势的措施：从1955年夏开始，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停止了对蒋军所占岛屿的主动攻击，只是在受到蒋军炮击之后才给予惩罚性的回击；1956年，命令空军作战部队暂缓入闽；1957年，中央军委决定裁减军队员额、节约经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到1958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240万人，兵员人数和军费占国家财政预算的比重都是建国以来最低的。这些措施无疑大大缓和了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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