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十大关系》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哲理，提供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论十大关系》具有很高的哲学境界。它立足于哲学高度、用辩证思维阐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问题。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即关系就是矛盾。处理十大关系，就是处理十大矛盾。而矛盾是没有完结的，旧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出现。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论的观点来解释十大关系，反映我们党对这些关系的认识更具有深刻性、规律性，同时也要求我们用科学的态度看待前进中的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发现和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着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

　　《论十大关系》展现了一种辩证唯物论的全面性思维。列宁说过：“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事物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点，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点。应当说，这一基本点在《论十大关系》中体现得是很充分的。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就当时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来说，是非常全面的，而且这不仅在当时，即使对于今天，这种认识和思维仍具有全面的宏观性指导意义。毛泽东的全面性思维与其高深的哲学修养密不可分。他当年写的《矛盾论》，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法则全面地、辩证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的经典之作。他强调，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论十大关系》的全面性思维，就其实践之源来说，则是毛泽东的悉心调查研究。他在1955年底至1956年初进行了长达20多天的实际调查，回来又连续听取34个部委汇报，用薄一波的话说，可谓“艰苦备尝”。由此可见，《论十大关系》是调查之果、思辨之果，其所蕴含的全面的、辩证的思维具有永存的思想价值。

　　《论十大关系》对唯物辩证法的另一典范性运用，就是矛盾转化问题。矛盾转化属于矛盾同一性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0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运用矛盾同一性原理对矛盾转化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毛泽东分析了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双重态度，即他们虽然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实际上又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他们对于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问题都是有保留地赞同。毛泽东认为：“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民主党派为什么会由反对走到不反对？这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不是把它们当作敌人，而是视为可以争取的同盟者。中共正确的政策是矛盾转化的条件，它促成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由反对转化为不反对。在当代，民主党派已经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政党体制的基本构成，是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反革命是一种消极因素、破坏因素，但在我国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这又是运用矛盾同一性原理分析具体问题的范例。这里说的我国条件下，主要是指我国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我们党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毛泽东是着眼于尽可能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的。他说：“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同上书，第38页。事实证明毛泽东这个考虑是正确的，这使我们党争取到更多的积极因素，以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毛泽东的矛盾转化思想对于实现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科学发展就要解决好依靠力量问题，依靠力量无疑越多越好，这就要善于运用矛盾转化观点分析和处理问题，将现阶段一切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论十大关系》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看待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人类文明的科学态度。《论十大关系》明确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仅就口号提出本身来说，就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正如毛泽东所说，当时有些国家领导人是不愿意、也不敢提这个口号的，提出这个口号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勇气，包括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政治勇气，就是毛泽东敢于承担政治上的风险，体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理论勇气，就是毛泽东敢于打破教条，提出新的观点和论断。政治勇气能够激励理论勇气，理论勇气则为政治勇气提供科学支撑。《论十大关系》更充分地展现出来的是毛泽东的理论勇气，是毛泽东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毛泽东是用两点论来看待外国的，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其所长，我们都要向人家学习。他还指出，每个民族正是有其所长，才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这又体现了一种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毛泽东虽然没有展开来分析这个问题，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向一切民族和国家学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所在。在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上，毛泽东特别讲到向苏联学习的问题。他反对教条主义式的学习，主张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在向外国学习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一个基本原则，即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说：“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这是我们党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了我们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论十大关系》是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起点，也是党的科学发展思想形成的逻辑起点。它所蕴含着的宝贵的科学发展思想，特别是关于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今天以至将来仍有着重要而长久的指导意义。我们应当深入发掘这一历史文献的时代价值，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创造性运用，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全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