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十大关系》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思想奠定了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基点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实质,是区分科学发展观和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根本标志。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特定范畴,是近些年才概括形成的,但它的某些基本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初步体现出来,这就是要把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明确指出,《论十大关系》围绕的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毛泽东认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我们党的一条成功经验。过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要实行这个方针。所谓积极因素,就是人的积极因素。调动积极因素,就是调动人的积极因素,这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一个鲜明的主题。
调动人的积极因素,首先要重视人的因素。《论十大关系》论述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系问题,但它并不是见物不见人,而是注重揭示这些关系背后的人的因素问题。从毛泽东分析问题的思路看,他在提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后,紧接着就点出人的问题。比如,毛泽东在讲到农、轻、重关系时,提出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这就是说,农、轻、重关系能否处理得好,实质上是人即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对三者关系的认识问题,认识不端正,三者关系也就处理不好。再如,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同上书,第27~28页。因此,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能否处理好,还是取决于人对二者关系的认识问题。高度重视人的因素,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对人的因素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他正确认识人和武器的关系上,认为人的因素是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人的因素的重视,从思想逻辑来说,是他战争年代思想认识的自然延伸。从实现科学发展的角度说,重视人的因素,就是抓住了科学发展的本质问题。人的因素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问题,《论十大关系》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当时这篇文献的直接对象来说,主要是中央高层领导干部,要解决这些人的思想认识和思想作风问题。一方面,毛泽东指出他们中的一些同志思想认识的片面性,这如上所述。另一方面,毛泽东则批评了他们中间存在的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他讲到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关系时,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并特别讲到要关心农民,处理好农民同合作社的关系,保护好农民的积极性。在讲到党和非党关系时,他再次指出必须反对官僚主义,而且提出要通过精简党政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讲到是非关系时,他指出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予帮助,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能幸灾乐祸、搞宗派主义。毛泽东重视人的因素,而且首先重视领导干部的因素,为我们今天坚持以人为本,把树立科学发展观与正确政绩观统一起来,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论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并把积极因素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积极因素就是基本的积极因素,在国内指工人和农民这些基本力量;在国际上就是一切可以直接团结的力量。间接积极因素就是需要通过争取、转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包括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可以实现转化的反动势力;在国际上指可争取其中立的力量,以至可能分化和利用的反动势力。毛泽东在阐述十大关系时,调动积极因素的这些思想融会贯通其中。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变;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同时,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工人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对于农民,毛泽东反对苏联那种把农民挖得很苦的做法,要求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对农民征税要轻,工业品对农民要薄利多销;合作社也要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生产费、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出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反革命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但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同上书,第36页。为调动这部分人的积极因素,毛泽东提出,社会上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当然这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而不盲目照搬。虚心学习外国的长处,实质上就是调动国外的积极因素为我所用。
《论十大关系》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奠定了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要基点。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是发展为了人,发展依靠人,而这都是以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为前提的。人的积极因素被调动起来,才能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劲动力,人自身也才能实现全面发展。毛泽东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页。毛泽东对人的因素的高度重视,反映了他对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和自觉把握。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正是运用唯物史观对发展问题作出的新的实践探索和新的理论概括。毛泽东所说的人的因素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即指的是人民,包括工人、农民、中间势力,以及可以转化过来的反革命势力。人民这个范畴现在虽已发生新的变化,但毛泽东这个重要的思想点无疑已融入以人为本的理念中,而且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得到丰富和发展,这就是现阶段新、老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都是我们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可以说,毛泽东调动积极因素的思想,对以人为本理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思想基点意义。
三、《论十大关系》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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